明月几时有

许鞍华《明月几时有》上映后毁誉不一，但我觉得这个片子仍然非常可看。

《明月几时有》是一部主旋律的抗战片吗？是，又不是。尽管这部片子选择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7月1日首映，显示出了它与政治、与那段特殊历史背景显而易见的密切联系。更深的层次，我觉得它是讲的是离乱之下人的风貌，当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战火摧毁、扰乱、击溃后，中国人的抉择与坚守，它是由一隅来见一种文化。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楔入这段历史？许当然不会套用一个大陆抗战题材的常规讲法，她对那种粗粝的主流历史叙事，有着深刻的怀疑，也是她主动去回避的。有人说，许鞍华在这部电影中涉足了她不擅长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说家是对的，而国在电影中只是一个模糊的政治伦理背景，并不是一个显性的诉求。

从结构上来说，她也没有采用好莱坞式那种强逻辑的方式来强化戏剧冲突：事件的关联性似有似无，人物的轨迹也是幽微而散淡，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了部分观影者最多诟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为了让这部影片有更多的中国文艺趣味，她采取了传统章回体小说中的“糖葫芦”式和“蛛网”式结构，当这种在《儒林外史》、《水浒传》中等章回体小说中习以为常的叙事模式，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中国观众居然十分的不适应。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经过好莱坞式电影结构的一再洗脑，已经对我们传统中的叙事模式变得如此生疏和难以接受了。

这部电影体现中国文艺趣味的地方还有很多，比方说，它由一个“说书人”的方式来串联整个故事，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特别像是《桃花扇》中的老赞礼，又或者是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下》，甚至许鞍华之前导演的作品《黄金时代》的设置。在故事的讲述方式如此多样的当代，许仍然着意采用了这样一种古典的、传统的形式，可能是她是想传递一种“讲古”的味道——亲历者带领我们穿回时光的隧道，不仅仅是去求证那一段历史，更是触摸那个时代特有的温度与质感。正是这种“讲”，而不是“编”的感觉，使得故事的铺陈轻松散淡，随性而止。也许，在导演看来，讲述者的私人视角和个体情感的参与（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许鞍华访谈的场景，大概这确实是素材采集的场景复现），具有后期文学创作无法企及的那种原始的生动性，所以，许鞍华在影像世界的建构中，力图从方式上去贴近它、还原它，而令人赞叹的是，梁家辉的表演如此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人物的神采，一个鲜活的个体的神采。

所以，我们看到，刘黑仔的故事，像是旧日的传奇，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说：“那个时候的我，特别神气”，许鞍华要捕捉的也是刘黑仔的这种“神气”。杀李灿森那场的“帽里藏刀”，路遇日本兵时演出的“运尸还乡”，特别像是从水浒传、七侠五义里蹦出的故事。而恰巧彭于晏的性格、气质特别贴合这个人物的设定。活力、轻松、爱说笑，“一个半茶果雇个当差的”的笑话，满是高中生钓女仔的套路。而游击队大闹汉奸悬赏宴后撤退的那场戏，一群人骑着自行车消失在月色下的街巷中，久石让的背景音乐随后响起，那种气氛是如此欢快、愉悦、振奋人心，是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

而方兰母女俩的故事，又特别像是絮叨的家常：吃饭、聊天、穿衣，女儿嫌母亲自私、小气，母亲嫌女儿执拗、笨手笨脚。母亲还窥探女儿的恋爱，相约一起参加表姐的婚礼……隆隆炮火中，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是这沉郁、压抑的世界中的最温柔的一抹亮色。干革命、杀日本人，这种壮烈的革命行为，女儿就像是背着家里人偷偷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它融入我们的日常，又具备了超脱的神圣性，它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激烈的对抗，具有更动人的力量。方母愿意冒着生死之险，去完成本不属于她的情报工作，最开始完全是出于朴素的舐犊之情，他不愿女儿太累、太辛苦，愿意去分担女儿的工作，同时，他对女儿的这种爱，还转化到对革命同行者的关怀和照顾，这是一种普适的母性。监狱中，方母揽着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抱头痛哭，这一刻，她拥有了全人类母亲的共性，笼罩着无上的光辉。

许鞍华的很多部电影，“母亲”都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往往是最为出彩的角色。《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桃姐的身份代替了母亲）……许鞍华看到并理解母亲的市侩、俗气，她更知道母亲的伟大和值得赞美。战乱中，方母宁愿以地瓜、南瓜度日，也不愿意去向儿子和大房低头，恪守着一个中国人的最看重的尊严和脸面。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方母最后面对严刑拷打，面对死亡，她仍然坚守了承诺，最后甚至因为手臂无力无法挖坑，对帮助自己的狱友感到愧疚。一个中国人日常中的坚守的道德和边界，是如此令人慨叹。

表姐婚礼那场戏，几乎与叙事主干毫无关联，导演却拍得浓墨重彩、云蒸霞蔚，许鞍华在自己构建的影像里，重溯了香港一代人的记忆：战争前后婚礼习俗的变化，伴奏的粤港民乐，三书六礼的讲究，找不到一副体面餐具的窘境……还有疍家女的装束、港湾上漂浮的渔船，翩跹的白鹭，这些琐碎的细节，具有某种文献性，它承载了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最细密的针脚和最真切的生活质感。剧中多个人物，多次提到的“这是什么时势”，通过这种日常性的前后对比，导演向我们展示，战争的残忍，不仅是同胞的被屠戮，国土的被践踏，更是我们再熟识不过的“日常性”已经被战火冲击得溃不成军。

不仅是同胞，就是镜头下的对立者，许鞍华也是力图再现他们的 “日常性”。大佐与锦荣心心相惜，谈诗论文；军官们在酒吧里寂寞而恣意的调笑；胖士兵欢乐地享受着面包的美味；日方驻地里，军人们在夜晚的阳台上的喝酒、唱歌、聊天的身影……许鞍华不会为了戏剧化的需要，去做简单的标签化，对于她来说，人的真实状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正义的一方，还是邪恶的一方。

关于电影名字《明月几时有》之所指，许鞍华在见面会上解释了她的一种“明月”：明月是山水星辰，是鸟语虫鸣，是再见时家人相聚、恋人相拥，是最平凡的生活，而至于“几时有”，只是因为不得不去守护平凡的生活。这种明月，也就是杜甫诗里的：“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也是京剧《大保国》里杨波唱的，战争中人们所失去的那些：

只杀得有田有马无人耕地，

只杀得经商店旅买卖稀。

只杀得妻寻夫来兄找弟，

只杀得父在东来子在西。

决定我们和定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必定是来源于日常又复位于日常。而战争，无疑是对我们日常性的最大摧毁。

故事的背景是日本入侵香港的战争时期，而故事的主角方姑，其实本可以是这场战争中的最普通的经历者，可是她选择了加入游击队。

影片的开始，铺垫了香港最后的一点平静，与已经开始的挨饿潦倒的生活，大批文人纷纷离港，原本的老师的方姑，在为了帮助自己“偶像”茅盾先生离开，意外结识刘黑仔。她过人的勇气，也受到刘黑仔称赞。而她是勇敢，内心也有犹豫。当她决定离开家的那刻，面对妈妈担心地责问“要打日本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她说“如果人人都这样想，还怎么会胜利”。她倔强，她有抱负，但其实她也有害怕，可是听到她这句让妈妈无法回答的话，第一次红了眼眶。

直到，她听到了妈妈被带走的消息。她比谁都着急，但她也知道很难。与刘黑仔躲过了日本兵，听了营救的计划，她终于选择了放弃，她知道，救她的母亲将会失去的努力这么久的游击队。在个人与国家面前，她选择了后者。

最后，方姑目送刘黑仔去了下一个需要他的战区，他们的结果我们都不知道，而影片不断重复的“等胜利了见面”，又有几个人在胜利了见到了面？整部影片，没有战争场面，没有炮火连天，更多的是阴云、黑夜与明月，或许是许鞍华导演所中意的视角，所展现的是在这场沦陷下，不同的人所做的选择与去向。

客观的说，影片的问题也有，比如就人物塑造来说，不少角色有种“泛泛”的感觉，似乎可有可无，但也可以说，这也是这场战争中他们的角色。也由于角色的问题，虽然明星众多，但不少演员的表演空间并不是很大，周迅、叶德娴与彭于晏的戏份最多，而几场关键的戏，也集中在周迅与叶德娴身上，两位演员的演技确实为影片加分。

周迅从《风声》的顾晓梦、《听风者》的张学宁，再到方姑。脑海中还记得顾晓梦写给玉姐的信，向她道歉，民族存亡之际，她必须做这样的选择；这一次的方姑，面对她的母亲，她依然要做出选择，演的实在是好。很多人所谓的周迅的表演没有灵气，我想说的是，演员是要服务于角色的，正如许鞍华导演所说，方兰就是个普通人，她也希望周迅“收起灵气，钝一点”，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方姑，不会有周迅的痕迹，也不会有曾经角色的痕迹，她就是那个战火时期的也勇敢也彷徨的方姑。

坦白说，《明月几时有》作为献礼香港回归20周年的主旋律影片，而且从阵容来看又将走商业片的路线，之前就没有过多期待会成为一部口碑极佳的影片。目前来看，完成度不错，公子的表演很过瘾，目测最终评分会在6-7分吧。

上影节首映结束后的三次掌声，第一次影片结束，第二次字幕显示音乐制作久石让，第三次字幕显示导演许鞍华。

2015年秋。當時我已轉了頻道進入編劇行業工作，許久沒再跟組。卻因為得知許鞍華導演要開新戲，火速推掉了之後的工作，加入了美術總監文念中的團隊。

秋末，第一次讀到《明月幾時有》的劇本（第二稿）。記得有朋友問我Ann導要拍什麼樣的新戲？我一概笑著回答——「手撕鬼子」。

初讀完劇本后，我覺得最大問題，一是方蘭、劉黑仔、李錦榮這三條線的節奏問題。二是方母被抓后，方蘭的救與不救。

前面整個護送文人是一個在短時間內發生的完整事件，作為讀者我跟的很順。但之後分成三條線繼續講述，整個時空被拉得很長，這樣一來就容易散，節奏也易出問題。比如方蘭從平民老師到加入小隊，不久后成為大隊長，中間并沒經歷什麼情節或事件；而方母也是，從不知道女兒在幹嘛，到得知，到也去送情報，整個發展的情緒我跟不到，也想象不到。另兩條線中，劉黑仔是比較鮮活有意思的人物，但在中后期似乎掉線了很長時間。而李錦榮作為憲兵隊的臥底，本來是很重要神秘的身份，卻看不出任何緊張驚心，連最後揭開身份都是他自己跑去告訴方蘭。我也看不到他們做所有事的直接目的和後果，自覺「勝利」二字聽起來是縹緲和遙遠的目標，因此閱讀過程中很容易走神，總體也覺得有些乏味。想著如果三條線最後交匯成一個事件，彼此的關係更緊密些，似乎會比較容易把節奏拉回來。

第二個問題可能更嚴重。我讀劇本時，覺得這麼大件事，方蘭和黑仔就在那裡講了兩三句話便決定連媽媽也不救了，怎麼都不太合適。當時文生告訴我，這也是導演心裡還沒想到要怎麼拍，情緒上要怎麼辦的最大問題。

2015年初冬。我陸續完結了手頭的工作，正式進入《明月》劇組加入前期籌備。隨著幾次開會討論，我越來越清晰地看見了導演對整個電影的態度。她不想要任何我們習以為常的戲劇化，她想要還原那個時代的香港，想要拍攝一些平凡卻堅韌的普通人。他們似乎並未做出什麼特別了不起的事，但他們曾經真實存在過，在這片土地上，在每個不起眼的地方，懷抱著共同的信念，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和《黃金時代》時一樣，我們一來就已收到了很多導演發來的歷史資料參考圖片和人物介紹。印象較深的是導演在那時提到了一部叫《天上人間》的老電影（//movie.douban.com/subject/26667144/）作為整個美術風格的參考。（我們去了香港電影資料館租錄影帶觀看）

除了基本演員，和比較常見的特務、土匪、地下黨員等外，導演還十分重視還原一些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比如理髮師傅，漁夫，工匠，自行車夫，婚宴賓客，客家人，中西樂隊……關於香港的歷史圖片資料其實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好找，每一種人物都牽涉到很多細節。當時我覺得自己已瀏覽了所有能在互聯網上找到的香港三四十年代關於人的資料圖片，也去圖書館查找了數日的書籍資料。碰到過的最大困難是制服方面的資料研究。首先日本軍服在不同年代階段是有一些區別的（大部分影視劇里都是錯的）。夏季和秋季又有不同著裝。而香港在那時除了日本兵外，還有很多印度人，被稱為「摩羅剎」，除此還有一種叫「憲查」的職位，類似於警察。「憲查」的資料是最難找的，花費了很多時間精力，也尋求了很多幫助。日後若再有導演想要拍攝抗戰時期的香港，我當時整理的資料文件夾應該能給大家提供很多便利。

中間的某一天，忽聽文生說導演已想好了關於方蘭救不救方母那場戲要怎麼拍了，整個情緒也捋順了。不久，我們收到了劇本第三稿。這一稿刪減了一些旁支人物的戲份，改善了三個主線人物的幾場戲。最大的變化是添加了由梁家輝飾演的老年彬仔訪問部分。整體看來，我覺得已比上一稿好了很多。

2015年末，除了周小姐是一早就定下的女主角外，大部分主演的人選幾乎都還沒有敲定，而大部分叫得上名字的演員檔期全滿。導演陸陸續續見了一些人，拒絕過別人，也被人拒絕。關於方母一角，說實話，不是完全沒有考慮過可能出現問題。文生私下里和我討論，有無能替代葉德嫻的女演員。可放眼兩岸三地，我們都沒有想出更優人選。而導演那邊，她當然是以「適合」為第一考量，卻也表示會尊重監製和電影公司的定奪。最後我們能在現場，觀眾們能在大熒幕上看到葉小姐對方母的完美詮釋，要感謝這些掌握了決定權的人的無畏和尊重。

2016年春節前後，我們開始了主要演員的定裝。與此同時，緊鑼密鼓的開會討論，製作各種工作表格，部分劇本場次的再度修改……

2016年2月23日，《明月幾時有》正式開機。第一場戲在廣東台山的一個鎮上拍攝，內容是由郭濤飾演的茅盾和黃志忠飾演的鄒韜奮在戲院被通報點名，並在戲院外商議逃亡事宜。

由此開始，又可以在片場看見Ann導全情投入的樣子。每天開工，她走得最快。仍舊不愛用對講機，有什麼問題都會一次次從監視器前跑去現場親自給演員說戲。也會急的發脾氣，一根接一根不停抽煙。演員笑，她也笑，演員哭，她一臉愁容。看見演員的精彩表演，她興奮地眼睛發光；遇到動作戲，她又想趕快結束，生怕演員們太過辛苦和受傷。

《明月幾時有》總共拍攝了近三個月，59組。從嚴冬到初夏。我們等日出等日落等云到等風來。經歷了無數場暴雨和暴曬。我淋著瓢潑大雨跟群演吵過架，也在「金堂酒家」的后樓梯里踩到過渾圓的大老鼠。整個拍攝過程非常辛苦，遇到過很多不那麼順利的事，和不停拖後腿的人。疲憊沮喪時，Ann導像座燈塔。只有她永遠精力充沛，專注的沉浸在她想要構建的世界中。

這些在現場的日子，使我對劇本的最初印象有了第一次大的改觀。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方蘭救不救方母那場戲。印象中那個大夜，迅姐偷偷在保溫杯里裝了點紅酒，拍了兩三條就過了。看著她瘦小的背影在小山坡上蹲下抽泣，我在旁邊紅了眼眶。方蘭這個角色在我看來是很難演的，她雖然戲份最多，但更像是串起所有人物的一座橋樑，本身的性格在劇本里並沒有那麼鮮明。她的變化像我最初所說，沒有特別的事件或情節推動。可周小姐卻在日常瑣碎中，在平凡又疲憊的工作中，演出了方蘭的成長，不知不覺間變得越來越堅定，越來越有力量。

也想講講另幾位主演。

在「方家」拍攝的那個星期，我最大的樂趣就是擠在擺監視器的小房間一角，看葉小姐的戲和偷聽葉小姐與導演討論。在劇本里，方母就是我覺得寫得最好，最立體的角色。而在葉小姐的演繹下，這個角色變得更飽滿了。她有時小氣有時愛嫌棄，有點小傲嬌的細微表情，常讓我覺得十分有趣。葉小姐自己也有些很好的想法。舉兩個例子，方母出現的第一場戲是我十分喜歡的一場。她給沈太太斟水送餅講租金，人物性格一下就立起來了。而這場戲的對話結束后，方母對沈太說這個餅他們也不會吃，就把餅包好拿走了，這就是原先劇本里沒有的內容。護送文人事件后，劉黑仔來方家天台找方蘭，讓她加入游擊隊，這時候方母偷偷走上樓梯偷聽，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這一段包括她頭上的髮網，都是葉小姐自己提出來的設計。

劉黑仔是整個電影里最輕鬆「好看」，最容易讓觀眾喜歡的角色，彭彭本身也是這樣，他其實非常有喜劇天分，導演一看他演戲就笑的合不攏嘴。他很認真也很活躍，每天都對角色有一百個新設計，常常覺得自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點子，歡天喜地去找動作指導商量討論，拉著我們進行演示，即使立刻被無情拒絕也毫不氣餒，很快又歡天喜地的想出了一個新點子。劉黑仔這個人物也加進了不少他的設計。殺李燦森那場的「帽里藏刀」就是他想出來的。又比如他的大拇指指甲是爛的，雖然整部電影從頭到尾也看不見，可他就是願意花時間早起來現場一天天粘假指甲。我忍不住問，你何必呢？他半開玩笑歎口氣，這麼多演員一起演戲，不好好給自己設計，誰能記得你演了什麼？！你不懂，這是一個演員的辛酸！

彭彭過得有點苦，每天要花三小時健身，又常常只能吃白水煮菜。可他嘴饞，剛開拍那陣因為貪吃火速的胖了一圈。有一天我忍不住告訴他：你有肚子。他瞪大眼睛看著我：彭于晏怎麼可能有肚子？直到導演忍不住說Eddie你該減肥了，他為此真的受了打擊，再出現時就已火速瘦回去了。

印象最深的是在大澳拍攝的某天夜裡，當時屋內在打燈，彭彭坐在導演身邊休息。Ann導跟他說，《阿拉伯的勞倫斯》這部電影，她看了十四次，就為了其中一個眼神。「你知道有些好看的表演為什麼好看嗎？那些頹廢的人，並不是因為頹廢而好看，而是因為energy。所以就像我第一次見你時跟你說的那樣，劉黑仔這個人物，不僅僅是在輝煌的時候，更要在低潮的時候，失落的時候，擁有力量，這樣他的眼睛裡才會有光芒。」

霍先生是所有演員里迷妹最多的（粉絲們實在太神通廣大）。見到他之前，我從未看過他演的電視劇，對他也沒什麼了解，很多香港工作人員更不認識他了。但在整個拍攝中，他似乎用性格魅力「征服」了所有人。他很有禮貌，脾氣耐心都好，十分隨和。我的好朋友也是劇組的小製片Eva說，霍先生有一種能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對他很重要的錯覺。

他特別容易緊張。李錦榮的第一場戲，是他第一次見周小姐，兩人就要談戀愛。霍先生那天一早到來，緊張的像個新人，一邊反復背台詞，一邊來回踱步。後來和迅姐熟了，緊張感平復了不少，可永瀨正敏來了，他又開始緊張的不得了。他就這樣一直緊張到了拍攝的最後一天。終於鬆了口氣，收工也不捨得走，樂悠悠的看導演拍戲，坐在月光下默默唱著「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李錦榮這個角色，在我看來寫的有些遺憾。他和大佐（永瀨正敏）惺惺相惜，以詩會友，卻又因為各自陣營而無法真正成為知己，這之間的情緒張力我很喜歡，也希望能看到更多展現。直到我們拍攝時的劇本中，李錦榮的ending都還落在他前來告訴方蘭，方母被抓到了憲兵總部那場。導演在最後堅持多寫了一場他和大佐的戲，才得以讓李錦榮這條線有了一個較完整的收尾。

還有很多參與客串了《明月》的演員，都讓人印象深刻。比如胃疼到站不起來還是堅持把戲演完的「石榴姐」，被我踩了一腳反過來跟我說對不起的梁文道，一場小碎步背影就把我征服了的蔣雯麗，很關心伙食的郭濤，和怎麼吃都骨瘦如柴的春夏……

2016年5月17日，《明月幾時有》殺青。

瑣碎的收尾工作，一場殺青飯，給Ann慶祝了69歲生日，大家各奔東西。

之後的日子里，斷斷續續關注著電影後期剪片的消息。

初秋，第一次看了《明月》粗剪版的放片，導演仔細詢問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意見。

之後因為一些原因跟Eva一起去了北京，加入了導演在中影的配音工作。那是Ann導最放鬆的一段時光，我們每天在中影大酒店暴飲暴食，在錄音棚裡葛優癱，聽著她不時發出的哈哈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彭彭來的那天，他跟打了雞血似得，配完了自己的還不過癮，問負責配音的王老師，不如我把霍建華的也配了？

導演自己也自告奮勇的跑去配了婚禮那場戲的其中一句台詞，有心人可以試著找找看。

在配音的過程里我們比較擔心一個問題，國、粵語更推薦哪一版？

選擇國語版，就會錯過葉德嫻的原聲，她的台詞和俚語非常精彩，和她的表演是融為一體的，很多語句翻成國語就少了些味道。而選擇粵語版，其他大部分演員卻都是說國語的，配音后多少有點彆扭，尤其是像周小姐這樣辨識度極高，又很有靈氣的聲音，是配音演員所呈現不出來的。

2017年農曆新年過後，我們觀看了電影的第二次放片。此時的版本已加入了久石讓的音樂，但還有很多聲音細節、調色、特效尚未完成。除了次次放映都出現的Roger（桃姐家那位），導演還邀請了作家鄧小宇，和幫她寫了《許鞍華說許鞍華》的鄺保威。茶餐廳里她照例又詢問了我們每個人的意見。說實話，那次看片我的觀感不是太好，覺得節奏有點問題，中間還一度睡著了。這也是電影正式放映前，我最後一次看片。後來我在豆瓣標註的短評也能看出我對電影並不是那麼有信心。我寫了我覺得劇本始終都存在些問題，雖然通過表演和拍攝有所改善，但骨架不動，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我也可以預料到後來很多觀眾的觀感：平淡，太散，雜亂，人物記不住，沒有事件推動等等。

現在回想起來，我是不應該在真正的大熒幕看過最終成片前，就過早下定論的。

這之後導演一邊和剪輯師繼續修改，一邊陸陸續續邀請了很多人來看片。她的心情一直很好，似乎只有我們在偷偷擔心著觀眾的不理解和票房問題。

這個夏天，我們和導演一起去了上海電影節，參加了一些電影的宣傳工作。整個過程一言難盡。有很多話不可說，有很多話也不想說了。在沮喪的時候，Ann導說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她希望觀眾能看到電影，至於其他的，她只是覺得有點對不起于冬。

2017年7月1日，《明月幾時有》終於正式上映了。評論兩極，毀譽參半。Eva說她對那些打一星兩星的人感到很生氣，我安慰她說，導演那麼大年紀還在做有挑戰反常規的事，有自己的節奏和風格，無論別人喜不喜歡，她就是和別人不一樣，我覺得這就是很厲害的地方。

今天，我終於坐進了電影院。週一午後的杭州，戲院裡包括我只有四個觀眾，但大家都安安靜靜看完了。

出來的時候，心裡像是一塊大石落了地。我想我終於可以高興地和所有人說，是的，我參與了這部電影，我很喜歡這部電影，我也很感激所有陪伴這部電影走過的日子。

2012年因為一個U盤的小狀況第一次見到Ann導。從《黃金時代》到《明月幾時有》，從一個剛畢業的學生，一個小粉絲，變成了Ann導笑談中全世界知道她最多秘密的人之一。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真正看見了她想要構建的那個世界。

並不是轟轟烈烈的革命才值得歌頌，並不是上天入地的英雄才值得被銘記。她想講的是那些在歷史洪流中被視作微不足道的人，在亂世中擁有信仰的人，面對理想深信不疑的人。她是如此喜愛和想要呈現出那樣的一個時代，那時的香港。那裡有柴米油鹽，也有文學詩歌；女人穿著木屐走在地上發出「噠噠」的聲響；百姓們圍著街頭破裂的水管搶水喝；人們把僅有的錢藏進鞋裡縫進衣衫中；沉默的年輕人包起傷口，堅毅的撐開大傘領路……

今年過年的時候，Ann導分享了一首詩給文生，文生分享給了我和Eva，此時此刻，在此分享，作為結束。

致後代

布萊希特 黃燦然譯

（節選）

我在混亂時期來到城市，

正當飢餓在那裡蔓延。

我在反抗時期躋身於人群之中

也跟他們一起反抗。

我的時光就這麼流逝，

那是我在塵世上被賜予的時光。

我在戰鬥的間歇吃飯，

我在殺人者當中睡覺，

我粗心大意地愛，

我不耐煩地看大自然。

我的時光就這麼流逝，

那是我在塵世上被賜予的時光。

我年輕時所有道路都通往泥沼。

我的舌頭把我露暴給屠夫。

然而我們知道：

仇恨，即便是對卑鄙者的仇恨，

也會扭曲外貌。

憤怒，即便是對不公正的憤怒

也會使聲音粗啞。啊，我們

這些想為友善鋪設基礎的人

自己卻不能友善。

但你們，當人終於可以

幫助人的時代來臨，

請帶著寬容

想起我們。

随便谈谈。

《明月几时有》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虽然女主是方姑，实际上最亮的戏点（戏剧冲突）集中在了方母身上，从吝啬小气的房东到凛然大义的英雄，她身上有家与国、女儿和良知之间的纠缠和转变，没准是叶德娴的戏被剪弱了，无论如何，关于方母的情节量是极不足的。

母亲不够丰满，周迅的发挥空间也会变少，一损俱损，以致方姑这个角色很难拎起以她为核心的众多配角人物，包括彭于晏、霍建华、沈先生、鲍起静母女等等。举例，前半部分的电影走向会让观众对彭于晏和方姑之间发生一些情感（不只是爱情）连系有所期待，但电影没有满足观众对这一块的想象。创作者不必满足观众的想象，但当创作者引导观众走向一条路，则要为这条路的终点而负责。

再比如，片始大篇幅刻画沈先生夫妇以及众多文人离港的事，创作者看似想借一群大知识分子的逃命之弱，来托出穷乡僻壤之间一群小人物的生命力之强，但在我看来废笔较多冲散了主线，茅盾存在的唯一功能，大约就是启蒙方姑，这并不需要太多篇幅，也并不需要多次转换视角，视角应集中在方家母女身上，而主视角在茅盾的部分情节可删。因为既想讲明白一对母女的故事，又想推一个某种群像式的素描，最后可能就是两部分都讲不好，很多重点情节没了后文，“胜利后见”变成了再也不见（历史上或许没有发生，但作为艺术故事，明笔也好伏笔也好，是要对重点情节的结局有所交待的）。

我觉得许导讲《桃姐》可以，遇上《黄金时代》这样的群像戏就容易纠结。

不过，很难说这是一个烂片，我个人很喜欢它。它的音乐，它在一些历史细节上的极度写实和还原，它寥寥数笔对一些小配角的表现，都显示出导演的功力。这二十年，港导里就立住了一个许鞍华，她身上有着极突出极丰富的作者性，不仅仅在于她如何运镜，如何去讲故事，更是在她始终如一的文人气质，以及对小人物的悲悯和对人性的反思上。她如果拍得不好，不能算是烂片，而只能算创作失误。

好作品是启发心智的。这部电影没有明面上的波涛汹涌，却像是一场微雨或者一条山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当下这样的环境里，它的一句对白——杀鬼子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可是如果人人都这么想，谁还去杀——就足够让我们反思自己好久了。

原原本本地重现历史，无论是文本还是影像都是无法做到的。在此点上，影像虽然有着更强的优势：可以更逼真地让我们“看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信以为真；但同文本一样，影像也只是一种对历史的阐释。这就决定了任何完全还原历史真实的企图只能以失败告终。费里尼是对的，无论是回忆还是历史（《阿玛柯德》和《卡萨诺瓦》，都是过去发生之事）只能以“说谎”的方式完成。也就是说，影像唯有通过虚构，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住真实。

因而，从未有过什么历史题材的电影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是如何的，影像中所展开的无非是当下之事。原因不外乎于此，电影呈现的故事通过今日演员的扮演和对当时场景的重塑（它们所适用的材料都是当下的），并凭着“以假论真”的方式获得，比如尝试让演员像故事中那个时期的人那般表现，或让场景尽可能回复到原初的环境，确实能够取得部分效果，但却绝不能达致历史的最高真实。历史的最高真实永远属于已经在过去发生的事实，我们谁也不知道它到底为何。

这就为影像如何表现历史的真实开辟出了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执着于构筑大环境背景下的历史氛围，牺牲掉细节，这点我们在大多数历史剧或战争片中都能见到。它给观众营造的无非是一种时代氛围，让你沉浸其中，感觉好似已经触摸到历史的真实。但还有另一条相对的道路，不再关注时代背景，却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刻画，从细节入手来还原出作为个体之人的生活。这也许正对应着法国年鉴学派对传统史学提出的挑战，一种大写的叙事转到了小叙事。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也许最好地结合了两者，但侯孝贤绝对是第二条道路的最佳代表，最懂得如何通过“还原”生活的细节来还复历史真实。像在《海上花》中那般巨细靡遗地呈现当时的生活环境，或者在《刺客聂隐娘》中对唐时物件严苛的复原，观众好似真的回到了清末或盛唐。但很明白的是，两部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当下之人，有着与现代人相似的情感和困境。因而，《海上花》或《刺客聂隐娘》除了是描绘当下的电影，还能是什么？聂隐娘的故事正是一个现代人可能会有的故事。

从《黄金时代》到《明月几时有》，许鞍华实践着与侯孝贤相似的理念。《明月几时有》虽然拍战争，但已经没有战争，虽然拍历史，但已经没有历史；只有普通人的生活。这些生活被刻画得如此细致，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它们发生在观众观影的当下，而不是过去。这里，影像真实走出了新的道路：它可以通过还原／虚构历史来表现当下之事。观众感受到的不再是一种虚假的时代氛围，而是彼时之人是与当下的我们如何“情投意合”。在此，许鞍华与安哲罗普洛斯、侯孝贤走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