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德语中，复合词是一大特点。它让德语能够通过简单的叠加创造新词。这种造方法虽然在英文里也有（如football, schoolgirl这种），但永远不会像德语一样能够如此随意地将任意数量的单词写在一起。一个极端的例子：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Donaudampfschifffahrtselektrizitätenhauptbetriebswerkbauunterbeamtengesellschaft，这个由80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是吉尼斯纪录上最长的德语词。其实不过就是Donau（多瑙）dampf（蒸汽）schiff（船）fahrts（运输）elektrizitäten（电气）haupt（总）betriebswerk（车间）bau（建造）unter（附属）beamten（管理处）gesellschaft（协会）这些名词叠加起来而已。

因此，但在这一点上，德语与中文其实极其相似，相似到甚至会产生“恐怖谷”的效应。（unheimliche Änhlichkeit, ich würde sagen）。我甚至在想，这之间的联系除了可以有语言学上的论证，是否还可以追溯到某种官僚性体质对语言的影响。

die Judenfrage, 不是the problem of the Jews, 不是 the Jewish problem，是而Juden（犹太人）Frage（问题）。

der Judentransporte，不是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Jews，而是Juden（犹太人）Transporte（转运）。

das Konzentrationslager，不是 the concentration camp，而是Konzentrations（集中）Lager（营）。

die Endlösung，不是the final solution，而是End（最终）Lösung（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造词的方式，创造概念、名词、机构变得很加容易。如果“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出现在英语中，我只能想象它成为《Yes, Prime Minister》中的一个讽刺段子。但在德语和中文中，虽然略显冗长，却并不违和。通过复合词的形式，一个可能有些不合常理和荒缪的概念在语言体系中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和不容质疑的权威性。与此同时，组成语言的单词却又保持了相对的纯洁。Konzentration, Lager, End, Lösung 本身的意义没有被污染，依然能够很好地在任何语境中被中性地使用。也正因如此，这些复合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有相当大的迷惑性，没有人再去追问：为什么犹太人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需要被转运？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集中起来并最终将这个问题解决？就像万湖会议在短短90分钟所讨论的一样。

万湖会议是一场二战中后期在纳粹首都柏林一处名为万湖别墅之地举办的一场会议，整部电影从头至尾都在该别墅取景，纳粹高层在这个度假胜地开展了关于“犹太人最终解决问题”之讨论。我理解这应该也算是一部无战场镜头的二战电影——因为讨论的内容正是二战中最骇人听闻的事件之一：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如果不代入讨论的议题，或者把这个议题改成关于国家发展规划或者市政建设等，似乎就是一个带一点德国特色的高层官僚密室会议。官僚体系和密室政治的套路和流程恰恰给这场会议最大的反差感，因为他们要讨论关于1200万人的生死问题。犹太人为什么如此被纳粹德国针对，才疏学浅的我无法解释，到底是多么强烈的恨意才需要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都要清理完毕呢？片中的高官可以看出来党卫队是更加忠诚于执行元首的任务，纳粹政府部分高层似有犹疑，甚至对在德国以外的占领区和附属国上的犹太人也要被清理，以及在柏林的犹太人（他们中一部分参加过一战或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处理表示吃惊，但最后也同意了方案，用最高效地方式处理掉犹太人。

片中提到了几处地名：维也纳、捷克、布拉格、波兰、苏联、乌克兰、基辅、立陶宛、白俄罗斯、里加、克拉科夫、爱沙尼亚、柏林。纳粹的魔爪横亘在中东欧，犹太人从历史的回望镜来看，会议举办之时距离纳粹倒台只有两年半时间了，是何等的疯狂才让他们如此不折不扣地执行元首的命令，乃至于置百万人生命与不顾，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虽然片中的高官声称“不要考虑国际影响”了，但他们还是计划设立了一个供国际人士参观的隔离区，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即便这个隔离区的犹太人最后也要被清理掉。

查了下资料，参加会议的十五人除了二战中死亡和自杀的，其他战后都受到了审判，并根据其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给予量刑，有几个仍在德国工作，其中最年长者活到了1987年，另外有两位似乎是被摩萨德暗杀的。

这部影片是2022年上映的，今年能在国内院线上线，似乎也暗含了什么，战争不远，殷鉴不远，集体的恶更是不远，只能言止于此了。

德国二战电影《万湖会议》根据真实历史改编，是根据一次会议纪要编写的剧本，反映的是1942年的2月20日，德国纳粹的高级长官们在柏林郊外的一幢私人别墅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将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大规模清除掉。万湖会议是制定一个残酷的灭绝人性的计划，导致1945年二战结束时，有超过600万人因这场会议的决议丧生。但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一些技术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性质提出过质疑，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历史是每个人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对以往历史的错和对负责。看这部电影要有耐心，因为所有场景就只有一间会议室，所有情节都是靠靠台词对话推进，很容易枯燥乏味，但是看进去了或者了解官场会议机制就会不寒而栗，通过所谓合乎程序的系统机制管理运作讨论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推行反人类的灭绝政策，这就是官僚行政系统的例行会议和其背后的体制可怕之处。很多违反人性的所谓政策也是不是就是这样冠冕堂皇出台的，而出台的政策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草民就不是会议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说考虑的，虽然他们嘴上都是说为大局为大家。

最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是一部电视电影，它原本是德国电视台反思万湖会议80周年的制作，但也阴差阳错与几年来的“例外状态”及其“纸面对策”形成了现实交错。

万湖位于柏林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却也臭名昭著，这里的一场会议确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犹太人大屠杀计划。这种决策的逻辑，按照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说法是一种“生物统治”（biocracy）：国家元首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负责祛除寄生虫，保证国家的卫生与健康。

万湖会议由党卫军的二把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操办，与会人员包括总理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战区事务部代表共15人。这次会议的纪录《万湖会议纪要》是一份共计15页的油印密件，后来成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重要指控材料。

纽伦堡审判传达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讯息：即便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是一个严肃可靠的事实，大多数的德国人对此事仍不知情，或者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纳粹种族净化论的洗脑后果，更离不开纳粹在执行上的迅速和高效。

《纽伦堡的审判》（1961）

在克劳德·朗兹曼追本溯源的《浩劫》系列当中，所有的证言和证词都指向了纳粹在运输和灭绝过程中的绝对效率。这涉及运输、圈禁、劳作、屠杀以及通向最终的万人坑或焚尸炉的不同环节，然而若没有《万湖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蓝图，纳粹大屠杀的数量和规模绝无可能实现。

或者说，正是万湖会议启动了浩劫（shoah），它作为一种大屠杀的“纸面技术”的邪恶，在任何程度上都要高于党卫军将犹太人送入焚尸炉的“具体技术”。会议的绝对邪恶，在于它的政策制导性和宏观普遍性，它以至高权力的面孔确立了反人类行动的合法化，制造了之后持续性的灾难。

透视这种纸面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会议纪要来复原其场景，它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本出现在1984年，至今已经默默无闻。2001年好莱坞创作的《阴谋》集合了肯尼斯·布拉纳、科林·费斯等老戏骨，想要将其变成一种互飙演技的辩论式戏剧，但也因为视角刻板和立场先行而错失了还原的精髓。

《阴谋》（2001）

德国人显然比这些散漫的英美同行更接近于这样一种与原始场景共通的纪律或效率，因此2022版的《万湖会议》能够明显达成一种更写实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拒绝了角色整合的思路，给予每个角色足够的刻画空间，也是因为最大限度发扬了德国室内剧的传统——室内剧是和表现主义同时期的电影类型，它忠实于三一律，讲求极简的布景逻辑和表演上的严肃平实。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阴谋》和《万湖会议》之间足够清晰，好莱坞不厌其烦地通过背景来铺垫会议的细节，并且在事后交代每个与会者的最终结局；德国人则足够郑重地将焦点锁定在会议本身，全片104分钟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个场景。除了掐头去尾的会前和会后部分外，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和历史上的万湖会议等长，以求以严格的字面主义来还原会场的进程以及纪要的内容。

落实到一种空间感，2022版《万湖会议》特别讲究方位，这是一种排座次的逻辑，但也是一种权力的调谐，海德里希与缪勒、霍夫曼几位党卫军召集人独坐一席，左侧是政府部门代表，右侧是东战区事务部代表。这表面上是鸽派和鹰牌的论战，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规程：计划早已确定，党卫军早已拟定了范本，只等待其通过生效。

然而这不是一个暴力强行通过的问题，而是一个反人类的计划如何通过纳粹德国的理性和法律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就此来说，官员之间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差异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布勒博士那里是波兰犹太人过溢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路德博士那里是密集人口运输的问题，在施图卡特博士那里是如何“优待”混血德国人的问题，在最年长的克里青格那里是处理海量人口的数学问题。

对这些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僚精英来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人的，而仿佛是关于机器生产的，这些程序可以简化为基因筛别、隔离、运输、消灭，随着这些技术难题被对答如流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一化解，他们之间的渐渐隔阂趋近于无。即便克里青格最后佯装痛苦地提及了大屠杀的道德问题，但这个道德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竟然是担心屠杀行为可能影响自己人的精神状态。

在艾希曼提及集中营里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之后，克里青格终于松了一口气。此人绝非宅心仁厚，因为他愿意看到所有犹太人凭空蒸发，就如他独自一人在会议纪要的地图上思索良久，思索的仍然是难以“处理”的人头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一个个棺材。

因此即便集中营里的很多尸体还没生产出来，这些纳粹官僚就已经在纸面上生产尸体了。就德国人的纪律和执行力来说，一旦纸面上落实，真正的尸体生产也就开始了。

“尸体的生产”是上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对灭绝营的描述，这被视为他多年沉寂后对纳粹问题的含糊暗示。人们很难理解他当年为何要加入纳粹党，除了传统哲学界所认可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论与纳粹思想的潜在共鸣之外（对此阿甘本有着深度的解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厌恶平庸，而纳粹绝不平庸，他们有着“净化欧洲”的雄心壮志。

如此大概能够明白阿伦特“平庸之恶”给世人造成了多大的误解，这一指控显然不适合套在阿道夫·艾希曼这种优化大屠杀流程的工程师身上，更不适合套在万湖会议的这些80分钟草菅600人命的纳粹官僚身上。“平庸之恶”只适合万湖会议的那位不参与决策的秘书兼速记员莱格博格·维勒曼，她是端茶倒水的“隐形的第16人”，对草菅人命的讨论全程保持着漠然的无动于衷，并且希望“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

与这位堪比器械的秘书相比，其他人都是缔造恶的“圆桌骑士”，而清洗犹太人塑造新欧洲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圣杯”。他们并非传动链上的一环，而是起草整个反人类计划，以思辨理性将其合法化的罪恶源头。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的“元首”，但元首的话不过是圣意的词语，在将之转化为国策的纸面技术维度，他们和元首处在同一个罪恶的阶层。

万湖的方桌犹似是架设在云端，在这种垂直俯瞰之下，犹太人被划定为帝国版图上数百万的垃圾堆，成为阿甘本深度同情的赤裸生命。这种垂直性的会场，原则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悬置法律的规范机构，让文件、政策成为民众的催命符。而这种俯瞰的视角，则是建立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按照福柯的说法，纳粹正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它决定着谁必须活，而谁又必须死。

这种建立在优生学系统圣的德国极权主义，在后世有着诸多的遗产。在近代各种屠杀、镇压、圈禁的人权或难民危机中，最危险的并非刽子手的火枪和毒气，而是那些云端的操盘手，那些会场上西装革履、手不沾血的高学历高职位官员，那些以章程文件定人生死的纸页。

现实当中，荒诞的文件、规章、制度、条文生产早已屡见不鲜，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要么于之麻木。或许原因是庙堂很遥远，或许是无力抗拒，或许是已经欣然接受，然而一旦看穿诸多会议本身的荒诞，历史的修辞也就褪去了它自身鼓吹的光环。会议很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凶恶之物。

万湖会议的凶险或者会以各种形式重演，它未必会成为一种反思程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重复程序——即便以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只需要换一个时代背景也完全可以视作颂扬纳粹的政宣片。而在现实当中，万湖会议是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发生的事迹（故），都在反复重演。

【虹膜】

万湖会议

会前几个细节，供大家琢磨

1。盖世太保Heinrich Karl 处长和他的同僚盖世太保Karl Schongarth 副处长，一起坐车来到湖边别墅。下车后，处长走前面，副处长走后面，进了别墅，处长让副处先去和政府官员国务秘书们聊会天，并注意分寸感。处长自己去找犹太人事务办公室的Adolf Eichmann（讲解地图者，和女速记员坐一起的）了解座位安排。。。

盖世太保的局长开会，盖世太保的处长找主任看看会场布置情况，很妥帖步骤。

2。Heinrich Karl 处长调整座位，他先对Otto Hofmann中将的位置安排表示同意，因为禿老头是在场第二高的军衔，他自己则坐在局长的右手。

3。然后Heinrich Karl处长调整了Alfred Meyer的位置，让东方大区的长官，离远一点。可是临到开会的时候，大区长官Alfred mayer，又把波兰总督的代表Schongowth，踢回了中间位置。他Mayer，才是帝国东部的头马，盖世太保懂个屁。

4。而盖世太保副处长Karl Schongarth那里，政府大佬们根本不想和盖世太保进行对话，他们在讨论空战英雄莫名其妙坐飞机死亡和帝国元帅冬天跑步引发心脏病而死，最后外交部那位，还让副处长确认一下战况，复活节前应该拿下莫斯科。三位政府大佬分别是：Neumann（戈林手下、四年计划专项办公室。）Freisler（司法部。）Georg Leibbrandt （外交部行政秘书长 ，开会前单独向海因里希局长汇报工作的那位）。。。之后剧情中，讨论执法队道德问题的Wilhelm Kritzinger（总理办公室的副秘书长）还没到。。。而引发半血犹太争论，剧情小高潮的内政次长Stuckart，也还没来，住的越近，来得越晚，他家就在隔壁，后被处长嘲笑是不是想骑自行车过来。。（湖边的都是老钱💰，副部长本人是魏玛政府高升的官）

5。盖世太保副处长和这群国务秘书聊不到一块儿，就到花园里和拉脱维亚回来的Rudolf Lange 少校一起抽烟打屁。片尾副处长介绍少校，柏林还有些好玩且安全的地方，拉脱维亚的少校笑着接受了邀请。

6。内政部次长stuckart生了孩子，盖世太保Heinrich处长先上去恭喜，但被stuckart反手一句，你们（盖世太保）的消息，总是最快的。

整个影片细节拉满，合适看第二遍。比英国人那个版本要更加德国

英国版本，怎么说呢，是的部长里那种阁僚味道，还有点丘吉尔首相的世家公子味。

Heinrich Karl SS少将 中央保安局四处处长，盖世太保

Karl Schongarth SS准将 中央保安局四处副处长，盖世太保

Adolf Eichmann SS中校 犹太人事务办公室，盖世太保

Otto Hofmann SS中将 中央种族和移民局局长

Alfred Meyer 文职 政府国会秘书长

Rudolf Lange SS少校 驻拉托维亚特遣队，盖世太保

《万湖会议》是一部冰冷的电影。

“冷”是故事发生的季节，是电影的基调，是电影中人的态度，也是观影后的感受。

1942年1月的柏林很冷，但是最冷的还是莫斯科的冬天，相信当时的德国士兵深有体会。

正因为那个寒冷的冬天，苏联红军击败了德国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

“莫斯科保卫战”粉碎了希特勒“闪电战战无不胜”的神话，无论对希特勒本人还是德国军队都是重大的打击。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因素下，被希特勒钦定为继承人的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国分忧”，于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万湖召集14个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实施“犹太灭绝计划”。

这部电影并不长，只有108分钟，但是看的过程中，感觉时间很长，因为它所囊括的信息量很大，而这些信息所指向的是600万人的犹太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既定历史很难不让观众动容。

也就是说，作为观众，我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这冷静的语言背后的残忍含义。

这就不得不提到“语言的粉饰性”。

比如“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犹太人灭绝计划”；比如“生物意义上的消除”就是“犹太大屠杀”；比如“就地解决”就是“立即枪毙”；比如“隔离区”就是“集中营”；比如“舒适的安乐死”实际上是“毒气杀人”……

当这些纳粹高层用如此如此文明、如此优雅、如此中性的词，述说一场毫无人性的种族灭绝计划的时候，肯定会引起人心理上的不适和愤怒，因为这是对600万生命的侮辱和亵渎。

“语言的粉饰性”显然带来了“语言的罪恶感”，语言本身没有罪，是使用语言的人有罪。

不过，这些纳粹高层并不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德国“反犹主义”不仅是政治正确，而且有法律支持，比如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其实就是“反犹太法律”。

不得不说，德国是一个严谨的国家，他们尤其注重秩序感。

哪怕在做如此反人类的事情，他们一切都按照法律来，按照规章制度来。

这种秩序感，不仅使他们的工作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可以令犹太人心安，以便更好地管理。

比如他们会让犹太人签字自动放弃资产，让他们排队等候那一辆辆即将驶来的“死亡列车”。

可即便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还是会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尤其长时间面对“灭绝”、“屠杀”这样的字眼时。

所以，为了避免精神压力和精神负担，他们心照不宣地使用文明语言。

这时“语言的粉饰性”，其实是一种自我洗脑，自我欺骗。

他们使用一些中性的词语，比如“运输” 、“转移”、“解决”、“处理”，好像工作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货物。没错，他们就是一遍遍通过语言洗脑，把犹太人不当人看，当做货物一样处理。

这样，他们就能更加理性地应对自己的工作。

众所周知，德国人对待工作是非常严谨认真的。

电影中，工作最认真的无疑是艾希曼。

它是“犹太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也是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的代表人物。

这位其貌不扬的男人，从他与领导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性格古板，没有幽默感。

整个过程他像个机器人一样面无表情，声音冷硬，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

但他对工作非常认真，看得出来不管是他的直接上司海因里希·穆勒还是他的大boss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他都非常重视。

他在讲述“犹太大屠杀计划”的时候，充分展示了他的专业性：不仅能说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能补充很多的细节，比如每车厢容纳多少人，每个毒气室可以杀死多少人，而这一切都是他实地考察后的结果，秉持着经济、高效、可行的原则。

这种人在和平年代是工作非常可靠的员工，在纳粹德国是非常得力的“帮凶”。

如果说，“语言的粉饰性”是一种思想上的自我欺骗，一种自我合理化，那么“技术的高效性”则是一种行为上的自我欺骗。

人毕竟是人。哪怕他再冷血，如果长时间地做一个刽子手，面对着鲜血和断臂残躯，也会引发生理不适和精神疾患。

所以，他们最终选择用毒气室，一是这样高效省时省力省子弹，不给前线增加负担。

二是这样可以避免刽子手和受害者直接接触，也就是刽子手可以在空间上实现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远程控制别人的生死，只需要按下开关按钮。这样不用看被屠杀者死前的痛苦惨状了，也就没那么大的精神负担，也就尽可能地减少精神疾患问题。

总之，不管是“语言的粉饰性”还是“技术的高效性”，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对人的异化。它只会让人变得更冷漠、更残忍、更疯狂。

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对犹太人残忍冷漠，对自己人却细心体贴。

影片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那个牧师家庭出身的博士。

他习惯性地悲天悯人，看起来最富有同情心。为此，他被年轻士兵所反感，认为他总想让人陷入到道德困境。

后来，他解释道，他关心的不是犹太人，他关心的是担任刽子手的年轻士兵会有精神疾病。

他看起来最为年长，甚至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和犹太战友并肩作战，但他也是一位坚定地反犹主义者。如果有可能，他恨不得犹太人凭空消失。这可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而只是不想给自己国家的士兵带来精神问题。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这些高层领导，如此坚定一致地“反犹”，才是最恐怖的。

他们如此坚定、如此认真、如此冷静去做这样一件种族灭绝的事情，把他当成一种理想去实现，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利于千秋外代的事，并因为能够参与其中而由衷地感到自豪。

他们的一致性可以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强大和疯狂。当集体作恶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哪怕二战结束后他们被抓捕、被审讯，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正如《朗读者》中的安娜一样，她在监狱里待了几十年，都没有觉得自己有罪。

他们如此冷静地处理，说明他们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做的事，肯定以前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

所以，尽管摄影机最后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特写镜头，你依然会觉得这种谴责和批判是无力的。因为你知道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会议。

这是影片最后给人带来的冰冷。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电影，而且是根据一次会议纪要编写的剧本，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德国的一次制定对犹@太@人政策的高层会议，这样改编对制作一本电影来说，难度非常大。整个影片场景就是一个会议室，通过参会人员的发言来体现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需要有非常丰富的台词来不断推进剧情，参会人员各种观念的戏剧化冲突，都需要通过台词来完成，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这部影片来看，是达到了效果。 类似制作风格的影片，曾经有韩国的《恐$$怖$$直播》，纯粹就是靠台词对话来制造情节的推动力。 万湖会议是制定一个残酷的灭绝人性的计划，但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一些技术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性质提出过质疑，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历史是每个人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对以往历史的错和对负责。

现存于世或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组织形态，都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状况：极少数人举行会议并决策，绝大多数人的境遇乃至命运因此被决定。

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纳粹，有些人关注自己的权力、有些人关注自己的工作进展、有些人关注自己所谓的理想……在这样那样的目的之中，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在乎数百万人将因为他们的决议而丧命，即便其中的人道主义者也仅仅只是关注刽子手的精神状况。

海德里希离开前对艾希曼说：（会议记录）注意言辞表达，一切用官方用语表述，我们可不想吓到别人。所谓官方用语，指的是将杀戮描述成最终解决方案。并且在会议前，已经安排好，有些东西要记录，有些东西不要记录。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是错的，是邪恶的。但是他们用所谓的理想主义将罪恶扭曲成事业，又用特殊的语言将这些行为矫饰成无所谓正确与否的行政行为。

会议这件事情，其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过当下的语境。

百度实施竞价排名前当然是经过会议讨论的，然后有人因此被出价更高的所谓医院诱骗，丢掉了性命；滴滴在针对被投诉已经有犯罪经历司机的聘用方式决定前，当然是开会决议过的，然后有人因此被侵犯杀害。更不要说事关各类政策的、那些会对更多人产生更深刻影响的会议。或许有不计其数的人或许会因此失业、或挨饿、或失去家园、或不得不犯罪来谋求生路。

现如今我们这样平民的命运终究要由极少数人参与的会议定夺。我们唯一能够祈祷的是那些参会者在进行决议时，不要只是想着自己的权力、或自己接下来工作是否辛苦、更不要放任自己狭隘的认知或傲慢的自以为是去胡言乱语，因为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乃至更多人的命运会因此被定义。

电影结尾处的字幕给了我十足的震撼——六百万犹太人在纳粹政权的统治下惨遭谋杀——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描述了数百万生命的消逝，就像那场万湖会议的形式和最终导致的结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