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后的自白

故事的结尾，讨论的主题，依旧是人性中善与恶的斗争和如何被定义，人在公权与私刑中如何做出抉择。

电影选择了皆大欢喜的处理方式，也是常规的处理方式。

那么，让我们换个结尾吧：

取消刑警发现东京塔的灭灯这个设定，意味着追诉期不会因为刑警妹妹的死而得到改变。

刑警没有能够说服整容男利用公权力制裁凶手。

整容男用绳子勒死了凶手。

整容男被警察带走时，将戒指掉在了现场。

一年以后，陆续出现老人被勒死的案件。

经查，死亡的老人们劣迹累累，大多数是在某地震时期，因为紧急避险做过杀人之举。

刑警男在案件现场陷入沉思。

镜头回闪：

镜头①：凶手男将捆起来的刑警妹妹强行喂饭：“我不准你死，你便不能死。”

镜头②：凶手男：你就是用这只手戴戒指的？用斧头剁掉刑警妹妹的左手。

镜头③：凶手男交代刑警妹妹被杀后，嚎叫：将其勒死，分尸，尸体在我出差时都不知道被我扔到天南海北什么地方了。

镜头④：凶手男住宅附近发现的刑警妹妹的白骨，只有一只左手。

镜头⑤：整容男杀掉凶手男时，附近透视镜子中的一个模糊背影，看着一个之前最爱的人活生生勒死了现在最爱的人（斯德哥尔摩）。

镜头⑥：一个赤脚女子用右手，捡起了落在现场的戒指。

我不太能分清怎样算作剧透，所以还是打个标记吧

昨天看了《明侦》的北方慢车谋杀案，三次轮回都围绕了家庭暴力，在第三世，终于有人站出来反抗，但是却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鬼的角色更极端，她由被施暴变成了施暴者，小时候，父亲对她使用家庭暴力，婚后她对她的丈夫使用家庭暴力。

这部电影的反转还是有点意思的，在“四方会谈”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凶手是谁了。

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其实“可恨之人也都有可怜之处”。

那么，对于某些“人祸”，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呢？我们都被告知要“宽以待人”，对人要宽容，小事也许可以，但是如果真的遇到极端事件，比如这部电影里的，亲人被无辜杀害。这样的情况，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宽容？这样的情况，我们依旧应该宽容吗？

我想，不应该，这份仇恨我们应该记住，但是不能作为我们伤害他人的借口。以暴制暴是不对的，让无辜的人经历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其实也是不对的。

日本人这个民族很奇怪，和中国人三观完全不一样！

犯罪有实效=不向慰安妇道歉，是否等她们离开这是世界后，就不算犯罪了？

内心就解脱了？

22年在中国或在所有受到侵略的国家中只能算“意淫”！

（片尾有彩蛋：失去母亲的小混混为什么还要杀死被制裁的凶手！！！因为凶手的制裁只为警察的妹妹，没有为小混混的母亲！！！背后捅刀是不会忘记仇恨的！）

这个影评是驳一驳那个先入为主有失偏薄的影评。

你说韩版的杀人动机没啥逻辑这种人设是简单化处理，日版加个ptsd人设解决杀人动机就变成人设对不上准心？随便杀人这种人设可以接受，ptsd想让人感受自己的痛苦人设就跟自我陶醉型人格冲突？恕我冒昧，您这逻辑怎么推出来？

还有你说简单化处理杀手，就可以过多描述受害者和警察。过多的描述受害者，这是韩版的故事好吧，和人家日版的故事大相径庭，描述什么受害者？受害者的作用都不一样，日版为啥要多费笔墨去描述托节奏的内容，还说人家拿自己的节奏讲别人的戏，戏的重点都不知道在哪，还说节奏，您配吗？

“杀人犯→受害者家属”这个前置，请问你是跳过了医院打架那一段，还是跳过了发售会救人挡刀子那一段？至于什么真凶是路人这种搞笑想法，还是看书好一点，电影看一下卡司阵容基本就猜出来了，别强行为了贬而贬。

反转不让你那么吃惊只不过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结局，而后面一个反转的设置，正是日版的独特之处，韩版故事的节奏你是找到真凶并绳之以法，所以那个反转是让观众爽到终于有结果，反转的目的是让凶手绳之以法。而日版的处理的目的是，防止勇者变成恶龙，前面的家属所采取的方式，包括反转之前，都是因为法律无效，所以我采取私刑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在日版看来，手段什么的已经无所谓，凶手死才是结果，但是日版中凶手再被揭露之后，却是一心求死，这就是韩日版故事的差距，日版的记者本身因为ptsd想让人感受他的痛苦，这是他的动机，所以男主杀了他就真正意义上完成他的愿望：1、他不想苟活下去，2、让男主因为自己的苟活无法原谅自己 3、杀了自己男主就跟自己一样是杀人凶手，真正变成最好的作品。所以这时候日版来了两个反转，第一个反转就是告诉他灯塔的事，这样私刑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这是前提，第二个反转就是之前，男主在和妹妹求婚时候说的，“这不是你的错，原谅自己，开始新的生活”这是直接原因，这两个要素让男主放弃以私刑的目的去惩戒凶手，原谅自己，开始新的生活，而且这里男主人设的目的是他就是个普通人，他对法律之类的意识的没有哥哥那么强烈，所以反而坚持却不亲手杀死，对主题也算是一种升华。

所以韩版讲的是复仇记，而日版的故事重心更多的在后篇表达对自我的调节和矫正的重要性，人已经死了，凶手也会被绳之以法，调整自己不被仇恨犯下同样的错误，“原谅自己，开始新的生活”这就这么几个讲烂的话，做到又会有多容易呢？七宗罪里面皮特最后杀死凶手，看的是爽啊，但是生活还要继续，那让它更好的结束，也让自己有个好结局。PS：最后的彩蛋正好说明了自我调整的重要性。

（所以日版和韩版看似是一个故事，但讲的真的不是一个东西，不要踩一捧一，这片子也有些问题，但是瞎乱杠就算了）

怎么说呢，这部片子凶手利用法律的漏洞躲藏过刑事追诉期，而只有那些受害者的家属们这些年一直沉浸在痛苦之间而无法得到安慰，甚至有人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跳楼。很多时候，法律的设立都会有灰色边缘，往往总是有不法之心的人想趁机借此利用，很可惜，本片受害者家属通过精巧设计将真正地凶手引出，虽然凶手无法以全部案件定刑处理，但是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就是说正义不会迟到。这些年来法律也在不断改进，让更多的案件凶手能够伏法认罪，还公众一个正义，让那些不法之心的人无法利用灰色边缘，还公众一个公平的社会。

其实这个故事跟非自然死亡里最后一集的剧情有点像，都是找不到凶手，找到了又无法让凶手伏法，最终复仇心切的人想动用私刑，一命换一命，却被正义的警察和法医找出破绽，最终让凶手受到法律的制裁。一样的套路，前后连在一起看的，倒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非自然死亡里凶手的那张脸，留下的阴影有点大……

日本电影近年来非常喜欢拍摄类似题材的电影，如《预告犯》，塑造一个去制裁法律无法制裁犯人、并且自身也拥有类似过往阴影的主人公，然后多展现社会舆论和公众对他的娱乐化消费与关注，来表现当代日本社会法律的无力以及日本国民“事不关己”的风气（这本身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的类似作品，最后都会落入视野过窄、主题过于单薄无力的状态，警察都是同样的“自身凭借法律无力制裁”但同时又要抓捕私情上不想抓捕的主人公，从而凸显法律的无力；而国民一方也是同样的说着一些隔靴搔痒甚至支持“天诛”之类的话语，来抨击日本社会的自私风气；而主人公最终也多会以生命来殉道，用这种玉石俱焚的手段来呼喊自己的抗议。这些东西其实在日本电影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模式化的套路，虽然具体设定和背景、发展会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最终都会落入这一框架，难以跳脱出来。

相比这些作品，反倒是《错乱的一代》这样的电影，完全不涉及社会现状分析、社会弊端现象的揭露、主人公反社会人格成因解构，而单纯地来展现主人公“反社会人格”形成后的行为，强调其被社会现状扭曲后的暴力和破坏欲本身，直接用“社会所造成的结果”的展示反过来抨击社会，更有新意，而且形成了一种更为直接有力、完全不似《预告犯》等憋足劲头但又无处着力的艺术效果。

而这部《22年后的自白》，在大体的方向上，与《预告犯》等并无太大差异。但是相比后者，它在主题的表意结构上更为完整，主题上走得更远，立意表达上的构思相当严密，通过呼应、象征来形成立意的升级，并在最后漂亮收尾，轻轻一笔就完美地承载住了前边较为庞大的表意系统，可以说是举重若轻。

首先，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借用了现实性更强的社会背景：犯罪时效制度的取消。时效制度的实质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对犯人的追责权限。但是，犯罪时效制度所造成的过往的犯罪制裁不力，就这样被时间掩埋在了历史之中。本质上看，这个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对过往因时效制度而无法看到犯人被制裁、悲愤终生的遗属的一种失责。犯罪的追责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权限，但遗属的痛苦是永远持续的。

另外，在本片中，实际上导演还设置了一层更大的社会背景，来将这个立意进一步升级，即日本的时代背景。在开场的部分，导演首先通过阪神大地震的相关新闻视频，提出了阪神大地震这一真实的事件；而后在播放了“与阪神大地震同时发生的杀人事件”的新闻片子并给出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应后，用一连串的蒙太奇飞快地交代了日本20世纪末到21世纪期间的一系列社会大事件，结合阪神震灾后飞快建设而起的高楼的画面，来传达了一个信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建设，阪神震灾造成的阴影、与因时效制度而无法追责罪犯形成的遗属的阴影，同样地自动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了。用阪神震灾这个“日本当代最严重的事件”来呼应时效制度，使得影片的利益实际上从某种具体的社会事件升级到更广义的“日本社会”与“日本人”，而时效制度也成为了对此广义概念的象征和影射。导演借由杀人事件所抨击的，随着时间流逝而掩盖、人为淡化的阴暗，并非某一特殊事件，而是这样一种日本的社会性与国民性的趋势。

而在本片中，同样也通过日本国民这样一条暗线的构建，反映了这个立意。在开场的一连串蒙太奇中，可以看到当时国民与社会舆论对于杀人事件的激烈反响和对办案不力的警方的严正谴责。但是，随着影片进入当代的段落，导演多次使用网络直播的弹幕、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电视中的画面等一系列“经由国民之口”、“社会舆论与媒体之视角”拍摄出的东西，来拍摄公开身份的杀人犯以及相关事件。借此，导演刻意地强调了“社会舆论在当今对此事件的看法和反响”这一要素在片中的重要地位。与开场中的舆论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的时代下，国民将杀人犯当做一个娱乐化的人物而消费甚至崇拜追捧。这样的对比和反差，无异于是将导演抨击的对象---用时间来淡化过往的群体，扩展到了日本国民，使其上升到了一种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与某种国民性的层次。

而对于影片中的剧情展开与人物设置，自然也是紧密地贴合了主题。首先，杀人犯自我揭露的整个事件，实际上恰恰变成了一种抨击。在过往即将被彻底淡化的节点上，通过这一事件，再一次唤起了即将被选择性忘记的黑暗与过失。由于这个事件，本已随着新闻热点的变化而被媒体抛弃、社会忘记的遗属，再一次被推到了台前，让这些遗属并未随着时间而掩盖的痛苦再一次暴露在了所有人眼皮底下。而在最后揭露事实的部分中，不惜整容也要追查凶手的妹妹男友、因为自身的过往黑暗经历而产生痛苦的犯人，都成为了同样的、过往无法淡化而痛苦的存在。想要杀死犯人的两个遗属、几乎绞死犯人的妹妹男友，都印证了犯人所说：“你就是我的影子”（此时还特意用了两人在电视上的倒影的镜头，来强化这个概念）。犯人与所有遗属同样，都痛苦到要用杀人来排解的程度。

同时，在人物设置和剧情发展中，导演同样没有忘记对真实性的强化。在影片展开的部分中，阪神震灾可以说是和事件息息相关。主角失踪的妹妹，即是从受灾地来到了东京的。而在她初到警察公寓的段落中，因为看到晃动的灯而联想到地震，产生了恐惧。这揭示了她对于震灾而产生的痛苦阴影。而随后，当她和男友准备结婚，似乎可以摆脱阴影迎来新生活的时候，她却失踪，而男友也拿着结婚戒指跳楼自杀。通过阪神震灾与杀人事件的持续捆绑和呼应，这一幕实际上再一次将本片的所指从单纯的杀人事件、杀人时效的取消的层面，上升到了更广义的“日本的所有负面社会事件”这个层面----阪神震灾中受到阴影、生活被破坏而无法重建的妹妹和男友，正是另一种的“杀人事件中的遗属”。而正如开场段落的蒙太奇中展示的那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受灾地得到重建，随着社会事件的更新时间不断推移，阪神震灾不再得到关注，受灾的阴影也逐渐被社会淡化忘却，但受灾者的痛苦却是无法终结的。并且在妹妹被杀的段落，导演也不忘记要将阪神震灾与杀人事件进行捆绑来完成立意的升级：妹妹死前称“自己应该在地震中死去”。借此，导演强调：对于经历者来说，过往的痛苦是无法随着时间淡化的。可以说，在全片中，导演持续性地保持着阪神震灾与杀人事件的高度结合和同步，以此来不断地让电影的立意升级，从对某一单一社会事件的抨击，升格到对“对任何社会事件都选择忘却和淡化”的日本社会性与国民性趋向的抨击。

并且，在“警察”这一人物的设计上，本片也与类似题材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本片中的警察并非单纯追捕凶手的“为正义而生”的存在，而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他的妹妹和前辈都死于杀人事件。因此，对于警察来说，他所面临的并不只是因时效制度而导致无法伸张正义的愤怒和无力，同时还与遗属们一样，拥有无法通过时间淡化的过往阴影（当他走回到妹妹死去的屋顶时，他从有照明的地方走入忽明忽暗的走廊，然后进一步进入完全黑暗的天台，象征着他走入过往的黑暗）。这样一来，比起同类型的警察人物，这个人物能发挥的作用无疑更多、而且形象也更为立体且有说服力了。他既有着作为遗属的痛苦和越过法律制裁犯人的冲动，但也有作为警察不得不遵从法律的立场，这样的纠结使得他的痛苦变得有说服力而且深刻，而这种不惜引诱犯人出面才能排解的、深刻的痛苦，则强化着影片的抨击力度。同时，借此设置，导演在保持本题材一些“固定模式”的前提下，刻意地突出了“遗属的痛苦”这一因素。他动用一切的人物和设置来强化作为遗属以及事件直接关联人的痛苦和阴影，来传达一个信息：比起单纯的“法律无法伸张正义”这种概念化的东西，法律的过失导致的无法终结的事件相关者的阴影，才是这一过失最严重的后果；掩盖与淡化过往所造成的对“人”的亏欠，才是这个行为最大的罪孽。

而同样，本片当中的媒体一方的设置，也与警察同样，比同类型的角色拥有更丰富的作用。一般影片中的媒体人的塑造，大多停留在“娱乐化、消费犯罪事件来获取眼球”的定位上，被用作对社会舆论的批判。本片中同样有这样常规化的部分，但不止于此。在全片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拍摄”类镜头：对真凶，著名媒体人的纪录片拍摄。而在最后的高潮段落，同样有纪录片摄制组的机器在拍摄真凶暴露本来面目的全过程。借用这样作为影像永久保留的摄像机拍摄画面，导演强调了：过往的痛苦不应该被淡化，而是应该被社会和国民永久铭记的。

影片的结尾是一个有趣的部分。时效制度的取消最终应用在了这个案件上，而这个案件中相关人的阴影也将不再会随着时间而被淡忘，将在法律层面上得到弥补。一切似乎都走向了HAPPY ENDING。但是，在最后的镜头中，导演却让画面长久地停留在了犯人即将发行的犯罪自白小说上。这一幕强烈地预示了随后即将发生的事情：《我是杀人犯》一书发行时情景的再演，社会舆论和国民即将再一次像上一次一样，娱乐化地追捧这本书和这个事件。这个收尾的方式，恰到好处地接住了此前导演一直在升级的立意：从时效制度取消这一社会事件，上升到日本广义的国民性和社会性层面。借助时效制度的取消，杀人事件通过法律角度得到了“不被淡忘”和痛苦的弥补。但是，从国民和社会舆论的角度上，日本人依然正在、也将会一直持续着对过往阴影的淡忘，这种国民性的方向，是法律层面远远无力扭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