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朝鲜称清朝为蛮夷，以儒家圈的清高看不起清朝。本来就打不过，还自己以为很厉害，就是放不下架子。动不动，就说别人丧权辱国，要砍头谢罪。到最后还不是投降了。

历史转了个圈，1840年，清朝也还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以为自己学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觉得西洋都不过是未开化的蛮夷。结果还不是被打得屁滚尿流地求和。不过比朝鲜干脆些。历史让清朝由施害者成为受害者。

弱国无外交。这是不变的真理！但磕头真是需要勇气的。不知道道光皇帝下地府怎么面对自己那威风凛凛的祖先皇太极？

朝廷上有主和派与主战派，加上随风倒的投机派，是很正常的。有时候真的说不清谁对谁错，只能让历史来证明他们的路是否行得通。主和派追求的是，国家和民族活下去的希望。主战派追求的是民族的尊严。很多事情扯到民族大义就很容易给人戴高帽，甚至成为借刀杀人的好借口。

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在乎高高在上的大人国王是谁，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吃饱穿暖地活下去。百姓心中有杆秤，丈量着天地的良心，官员的良心，国王的良心。

当几百年后，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时，他为了这个国家背负了整个民族的骂声。不知他是否知道几百年前的朝鲜也有个吏判为了整个国家而自己甘愿成为千古罪人。

李鸿章还得想想甲午海战，自己一味避战是否正确呢？朝堂上一片争吵声，又能指出条明路？不过是历史的车轮在倒车。

战与和，生与死，永远是辨不清的哲学问题。

历史会给一个国家投骰子的机会，开大开小，若干年后，还有再来的机会。（现在韩国还是很发达的）

可是对个人来说，骰子只有一次。所以请珍惜自己的命，珍惜别人的命。

这部电影是漢人民族价值观的试金石。首先要清楚当时丙子胡乱，是后金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而入侵朝鲜，同时迫使朝鲜放弃大明，将宗主国改为后金的事件。 从当时儒家思想价值观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屈辱的事情，中华藩国向蛮夷低头。朝鲜儒臣洪翼汉上疏坚决反对称「臣自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城破后遂被皇太极点名压缚沈阳处决。洪翼汉与同时殉难的另两位大臣尹集、吴达济并称为「三学士」，在韩国历史上具有文天祥般的地位。丙子胡乱以后，崇祯十年元旦，受困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君臣在这一天也不忘向西朝着北京的方向行「望阙礼」。此后数百年，朝鲜一直都有纪念崇祯的仪式，并且将当时去清国统治下的北京称为燕行，而不是京行。 从阶级观念的角度来说，后金完全是蛮夷国家，入侵朝鲜没有给朝鲜带来任何先进的因素，反而掠夺了50万朝鲜人作为奴隶。

而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丙子胡乱堪称是朝鲜版的靖康之耻，对朝鲜社会的影响和打击远远超过当年的日本入侵。因为日本再怎么样也是朝鲜所承认的文明国家，朝鲜国王宣祖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宣祖实录》卷37)。换句话来说，朝鲜人大体上是承认日本人是中国的儿子，和自己地位平等，但是是乱臣贼子。但是后金完全就是蛮夷，早期的时候，那些东北女真部落还是被朝鲜吊打的，结果没过多久就反过来被他们吊打，这对于整个朝鲜社会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具体可以参考当年的甲午战争。被英法列强这些大国所击败，还能说得过去，被日本所击败，直接让整个满清知识分子崩溃了。如果是真正意义上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汉族民族主义者，在观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根本不会产生什么诸如「且看东北人皇太极是如何对韩国人杀人诛心的，跪服！」、「看清军如何吊打朝鲜」、「跪在皇太极面前要求停止，这战争爽爆」等等想法，而是一种惺惺相惜，兔死狐悲的伤感之情。我想当年孔子之所以支持其向往的尊王攘夷，恐怕也是因为这种朴素的情感吧！

如果他们在了解了背后的历史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支持满清，那只能说明他们只是庸俗的国家主义者罢了，大明还在的时候拥护大明，满清来了就拥护满清，民国来了就拥护民国，就是随着政治局势而不断改变的墙头草。

提起韩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尤其是那些叙事范围超出朝鲜半岛、涉及东亚别国的历史题材作品，总是让人很容易想起那些无视史实贻笑大方的经典——比如2006年的电视剧《渊盖苏文》，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史无前例地穿越到了隋炀帝的屏风上；2008年的《神机箭》，朝鲜人民开发出了堪比火箭炮的夺命武器“神机箭”……这些都是小国寡民心态之下意淫的终极产物，与中国三流的网络小说没有什么区别。

即便是一些成功的商业片，甚至是在人物和思想上有一定深度的商业片，如《太极旗飘扬》、《鸣梁海战》、《暗杀》，也常常出现些许历史错误。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作品常常用力过猛，煽情过度，情感压倒了理智。观众激昂之余，很难从历史中体会到什么。

这就让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南汉山城》显得格外可贵。

《南汉山城》的故事围绕1636-1637年历时47天的朝鲜“丙子胡乱”展开。1627年后金皇太极已经入侵过一次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被迫与后金结盟，但实质上仍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支持明朝，与后金敌对。随着后金与明朝矛盾加剧，后金迫切需要解决朝鲜问题。于是皇太极在1636年4月改元为清后，于12月再次出兵朝鲜。朝军节节败退，国王仁祖不得不从王都汉阳退守南汉山城。这便成了本片片名的由来。电影开头将这段历史背景以字幕的形式介绍出来，末了加上了一句似与历史背景无关的话：

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

于是，整段干巴巴的历史，似乎因为这句话，一下子鲜活了起来。这句话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因为历史早已剧透了本片的结局：朝鲜战败，断绝与明关系、接受清朝册封、送出质子赴清、按时向清朝贡。

“丙子胡乱”在今天朝鲜与韩国看来，无疑是一段屈辱史。就算韩国电影不把它拍成《神机箭》那样的意淫片，把它拍成一部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片，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事实上，2011年电影《最终兵器：弓》就是这么做的，讲述了“丙子胡乱”中一个普通朝鲜弓箭手与精锐清军弓箭手展开的生死搏杀。

可是《南汉山城》偏偏没有走这些路。它拒绝夹杂任何情感上的倾向或引导，只有历史和基于历史的演绎。它的宣传海报，基本概括出了整个电影的风格，就是性冷淡。

电影的镜头色彩则让我想起国产电影《大明劫》，灰蒙蒙的、冷凄凄的，像是蒙上了历史的尘埃。里面的人物从不会像一些亚洲古装剧里的偶像那样光鲜亮丽，观众所能见到的就是不合身的军装、破损的盾牌、皲裂的皮肤。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质感”。

“历史的质感”不仅体现在道具上，更体现在整部电影的主题上。《南汉山城》的主题在于对历史的反思，在片中这种反思呈现出非常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角度，主要可以分成三点：国际局势、朝鲜体制和个人选择。

大国政治下的小国悲剧

电影对于17世纪的朝鲜的国际地位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它不过是明清东北亚地区霸权争夺中的一颗棋子。随着明清矛盾激化，朝鲜在两方间周旋的余地也愈来愈小。电影将朝鲜在东北亚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承认自己是棋子，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电影也毫不避讳明朝在朝鲜身上留下了浓重的文化烙印。朝鲜群臣奉明朝为上国、视满清为蛮夷，言谈间都是上国于“壬辰倭乱”中的再造之恩，即使身处重围依然坚持在新年向北京方向献礼。这样的处理在今天去中华化为主流的韩国，实数清流。

电影亦没有因为清朝是入侵者，就在形象上予以丑化。它难得地像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入侵者：在女真族崛起的数十年间，它由一股以劫掠为生的马匪，迅速成长为一支足以问鼎中原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时刻，对已经建了国的清朝来说，战争开始从单纯的抢掠，向其本质——政治的延续——过渡。清军此番入侵，不是要进行对朝鲜肉体消灭，而是要朝鲜在精神上臣服，这不仅是免除自己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更是全面取代明朝在亚洲朝贡体系中地位的第一步。所以在电影中，清军非常克制，每当朝鲜求和，就停止进攻。面对朝鲜的连番抵抗，皇太极给朝鲜王仁祖的信中写道：

就连你的愚钝，也算我的无德。

这句话基本就是在说，子不教，父之过。就在朝鲜群臣口口声声蛮子不可信时，这位蛮子头子居然已经以天朝上国自居，居高临下地检讨起自己来了。时代的变化之快，永远超过人类的认知。

作为中国人，很难想象一部韩国电影会以一种近乎亚洲以外的旁观者的视角，如此冷静地对待当年屈辱的自己，和造成这种屈辱的入侵者。事实上，《南汉山城》的重点不在屈辱，而在于强调在当时的大国政治下，小国悲剧是无可避免的。当小国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命运时，作为大国的我们是不是反而生出了一些同情呢？

1637年正月，按照惯例，朝鲜王在南汉山城中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然而此刻大明皇帝并无暇东顾。于是君臣一行人战战兢兢地在清军炮口之下举行典礼，时不时诚惶诚恐地望向城外的敌人。

而城外的皇太极则大手一挥：

随他们吧，他们也只是在做分内之事而已。

电影没有表现的是，此时明崇祯皇帝正调集水师入朝作战，只是援军未到，仁祖已降。这件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朝鲜王英祖说：

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毅宗德意，无异神皇。

此时已是清乾隆年间，“丙子胡乱”已过百年余，昔日“蛮子”已是中原之主，并也即将重蹈前人覆辙。多少悲欢已成过往云烟，然而朝鲜半岛的小国坎坷却从未终结。

对朝鲜体制的自我批判

在非常清楚东北亚局势和自身在其中角色的同时，电影对当时朝鲜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常不留情面，这一点倒是与当前很多现实主义韩国电影是一样的。

电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许多朝鲜大臣腐败、无能、懦弱、摇摆的丑态：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哪边人多就跟哪边；军队下山作战时，将军居然留在城内美其名曰“指挥”；不维护武器装备，导致军队战力低下；只管自己，不顾士兵和百姓死活。

所谓“亲不亲，阶级分”，面对这样的统治阶级，士兵和百姓自然毫无忠诚可言，所谓的民族主义在阶级矛盾面前不堪一击。

河边的渔夫，带朝鲜王过河，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他决定留下来，跟着清军碰碰运气。

清军中的朝鲜翻译，面对自己身为朝鲜人为什么帮清军的质问，冷漠地回答说：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比起其他韩国电影中有些过头的疯狂自黑，本片的自黑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点到为止。

时代大潮下的个人抉择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朝鲜自身的腐败脆弱，决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面对这种大变局，朝鲜的士大夫们迫切地需要作出一个决定：和，还是战。这个决定后面还隐含的一个决定是：生，还是死。

电影的故事主线围绕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两个人物，“主和派”吏曹判书崔鸣吉和“斥和派”礼曹判书金尚宪展开。他们也是电影一开场就先后出现的两个人。而他们的登场，颇值得玩味。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青衣背影，面对着一字儿排开无边无际的女真铁骑。

后来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白衣剑客，手起刀落，砍翻了带仁祖过河后不愿随行、还声称要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前者是“主和派”的崔鸣吉，后者是“斥和派”的金尚宪。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主和派”通常被人认为是懦弱的，可是崔鸣吉却敢只身闯敌营，展现出莫大的勇气；而“斥和派”或者说“主战派”通常被人认为是刚正的，可是金尚宪却视百姓的性命如草芥。

这种矛盾贯穿了两个人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电影对此也并未做任何评价，一切交由观众体会。

但是电影通过两个人的差异，至少表达了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行为并非评判一个人的依据，而要看动机和结果。清军入侵之时，朝鲜朝堂上，贪生怕死的主和者有之，跟风起哄的主战者亦有之。但很少有崔鸣吉和金尚宪这样的人，将个人生死与他人看法抛开一边，只去为自己的信仰斗争。

第二个是，两个人的主张对立，根本上还是阶级的对立。崔鸣吉相信的，是百姓不应遭受涂炭。为了百姓的姓名，王室可以不要尊严。他劝仁祖说：

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比起崔鸣吉的“不择手段”，金尚宪可以说是“泥古不化”。他相信的，是王室尊严。为了尊严，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可以以死明志。所以他可以一刀解决打算给清军带路的渔翁。然而就在他给自愿出城送信的人许诺王室赐予的荣耀时，送信的人却冷淡地说：

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殿下。

由此金尚宪才明白，朝鲜的王室与人民，已经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没有双全之法。迷茫中他知道需要革新，但却痛苦地得不到答案。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就此走上各种的路，而整个朝鲜也将迎来数百年未有的新命运。

结语

《南汉山城》并非完美。为了客观、全面地展现“丙子之役”中的各方，电影时而琐碎，时而冗长。但作为一部历史电影，其历史部分的高水准，在我看来可以弥补电影方面的不足。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就如同当年《大明劫》没有在中国收获多少票房一样，《南汉山城》在韩国的票房表现也不过了了。《南汉山城》中所表现的这种屈辱，与如今亚洲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

所以，我更加佩服《南汉山城》这种直面屈辱的勇气；而且他们直面屈辱所用的武器，不是无脑狂热的吼叫，而是冷静客观的思考。

不得不佩服韩国的电影人，在玩这种历史题材电影方面已经把我们甩出了N条街。先不说主题、演技如何，至少韩国电影里面的清军说满语，红夷大炮炮弹不开花，兵器服饰都真实可信，咱们拍的呢？管他什么主战派主和派，无非都是为了维护一个朝廷的统治和自己的权势地位，尤其是那些大敌压境先互相内斗的大臣们，更是让人哑然失笑。什么民族主义宗室社稷，与黎民百姓何干？在强敌面前，连国君都如同蝼蚁，更何况民众与士兵了。弱国哪有外交？连和谈的资格都没有！可笑仁祖皇帝被围困在小小的南汉山城的时候，还幻想着子虚乌有的“八道勤王军”会前来救驾。《南汉山城》从头到尾的格调极其沉重压抑，却无处不在透露出历史的真相：残酷才是其唯一本质。

看见一段关于影片中讲述的全然不同的关于李氏朝鲜在倭乱和胡乱中毫无抵抗能力的分析，颇有见地，在此分享下(￣∇￣)

“当时的朝鲜，也不是我们想象里的奉明正朔五百年的小中华儒教国家。其实，朝鲜是一个贵族合议制国家，朝鲜政府是以血统的高低贵贱来决定其社会地位的。儒家文化的科举制度，在朝鲜有其名而无其实，血统不够高贵，没有资格参与读书科举，出身不够特别高贵，没有资格去考高级官员。而没有出身的贱民，就如影片里的清军翻译郑命寿，对朝鲜大臣指责其祖上是朝鲜人的回应。郑翻译回答的是：“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其实这才是朝鲜真正战败的根本原因所在，朝鲜作为一个由大小土地贵族把持的国家，在建国初期，国内有近一半人口属于奴隶，国家有专门负责维护政府机构的国营奴隶。随着小土地持有者下层良人阶层的逐渐解体，在17世纪初，朝鲜这个国家有八成以上的人属于贱籍，即满洲军队翻译官的朝鲜出身。

在朝鲜“人”眼里，郑翻译这种人，被特意制定了从母法，该项法规制定的也不是父母是奴隶，子女就是奴隶，而是母亲一方是奴隶，子女才是奴隶，其理由很简单也很直白——知母不知父，禽兽之道也。人之所以比畜生高贵，是因为知道自己爹妈是谁，朝鲜的“人”在法律上规定了朝鲜贱民与牛马鸡犬等同。所以说影片里郑大人事实上不应该知道谁是自己的便宜爹。当满洲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郑大人这样的人形牲畜，占了朝鲜总人口的80%以上。

而身为蛮夷出现的满洲军队，在当时因与明军长期拉锯作战中损耗极大，在人力物力上严重匮乏，因此在人力使用上有才便用，不看民族也不看出身，并没有朝鲜人这种根深蒂固的血脉观念。朝鲜君臣眼里的人形牲畜郑命寿，在投奔满洲，作为郑大人回国后，在地位上反而比朝鲜的所谓高等贵族要高其一等。

战乱爆发之时，朝鲜“人”并未真心抵抗过——“今者两班千百，而为兵者一二；民丁数十，而为兵者仅一二”，朝鲜的贵种们并不愿意当兵，自然也不会拿下层贱民的畜生命去当人命来看，这才是朝鲜倭乱、胡乱之中迅速败亡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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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方面，相较于中国，韩国是脱离了小学生趣味的了，无论是题材还是主题，都在跟好莱坞靠近，但更具欧洲的写实风格 电影都是在兜售某种价值观。一部电影在称为一部好的电影之前首先要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让人衡量思考。一刀切的价值观基本可以判定不是好的价值观 南汉山城讲诉的是朝鲜“丙子之役”，皇太极率清军侵袭朝鲜王国，把朝鲜君王及众臣围困于南汉山城 皇太极围而不攻，是因为他要的不仅仅是胜利，还有人心：只有他们自觉的走出城池，皇帝的威严才能普照天下。只有朝鲜君王主动出城跪倒在自己脚下山呼万岁，一切才能尘埃落定，这是上谋，上谋伐心 皇太极是强者，朝鲜王君是弱者，强者像熬鹰一样熬弱者的心，弱者只能战战巍巍考虑是战还是和 每到这种时候，都会出现三派：主战，主和还有帽子派 主战派是为面子，以前是主子，变成以后的狗腿子，是耻辱，与其屈辱苟活，不如有尊严的战死。求和的人无法分辨生和死，他们是将生死混为一谈，将生变成了耻辱。“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光明正大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百姓面前耻辱的企求活命？微臣无法侍奉这样的君王。” 主和派是为了活着，生命是第一要义：如果强者随意对待弱者，弱者也会为了活下来而忍受任何事情。主战派的话说得很漂亮，也很正确，但那只是话，话只是面子的台阶，如果认为话语重于生命，那是荒唐。无法忍受死亡，但可以忍受耻辱。“就算在蛮夷脚下，只要能为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从心底跟随的君王。” 最多的是帽子派。帽子派的原则是除了表态，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也不要承担任何风险。他们不用奔战沙场，没有战死的风险，但也不愿求和二字从自己的口中流出，这样显得贪生怕死没骨气，他们只会站在制高点给主战派、主和派戴帽子，为他们请罪。主战派战败了他们重言痛斥：殿下，这般耻辱是史上未有的，请砍下他的头，送到蛮子那里，以重树君王的威严；他们是为了免罪，夸大自己所见，用于胁迫殿下，他们在禽兽般的蛮子面前，使殿下和宗庙社稷受辱，请处以惩罚。主和派写了乞降文书，他们痛哭流涕：崔鸣吉的文书是把整个宗祠献给蛮敌的逆贼之书…请马上将文书烧掉，砍下逆贼崔鸣吉的脑袋，以示三军 这三种人说了那么多，都是在等一个人表态，君王。君王想要面子，也想活着。以前是一朝之君，之后要变成他朝之臣，这荣光放不下，面子上也过不去，必须尝试一战。但一战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扭转的可能，这时候，主战派再说宁战死不苟活的话，君王就变得怂了：我想活，为什么你口出死亡 在整个事件中，还有一类人被排除在讨论圈之外，但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最直接，也是最巨大的，那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不管是战是和，也不管谁折了面子谁赚了里子，他们只希望战争赶紧结束。电影中，主战派找了个铁匠突破封锁山城外送勤王檄文，他说：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春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就可以了。他冒着丢掉生命的风险外送勤王檄文，仅仅是因为：只要我把檄文送出去，战争就能结束吗？ 我们常常在谈爱国，其实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妄谈，只是各取所需，得看你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谈爱国是为了荣光？面子？明哲保身？还是为了生存？或是在谈一个概念？什么时候谈爱国是在生拉硬扯，什么时候谈爱国是在一个框架层次内的凝聚力量，这是需要辨析清楚的 或许，对于局外人、后来者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该战还是该和，而在于国家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了这样的境地。什么样的境地可以为之死，什么样的境地可以弃之逃，一个国家的路该怎么走？南汉山城最后，主战派与主和派有个生而死、死而生的对话，虽然说得有些玄乎绕口，但也算是点了一下主旨： 一起回都城，重建朝廷吧，这才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正如我所走过的路，我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在蛮夷脚下 何出此言，明明有活路，为何偏偏谈起死路，你所说的死路上真有活路吗？ 那你所说的活路究竟是什么 活着才能走的、新的路 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 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 我也那么想过，但我错了，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领悟到的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周鹿鸣

当年选择投日的汪精卫临别时对蒋介石说：兄为其易,弟任其难。《南汉山城》正是演绎了这难处何在。在中华文化圈中，杀身成仁以取义，还是忍辱偷生待将来，经常是摆在乱世士子面前的重要选择。但这种选择并不存在优劣好坏的绝对标准。因此，我们既称赞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坚忍，勾践卧薪藏胆的等待，同样更传颂史可法的宁死不屈，关天培的杀身成仁。以至于影片中，当主张投降的崔鸣吉向朝鲜国王进谏要善待主张决一死战的金尚宪，因为他是国王身边唯一的忠臣。而此时国王却对他说，你也是朕的忠臣。的确，面对千夫所指，背负千古骂名，还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主和，这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的私心杂念。相反他承受的痛苦，有时甚至比一死了之还要巨大，还要难以忍受。从这点来说，真正的主和派与真正的主战派，在历史上都是少数，这都需要强大的内心去贯彻自己的主张，比之大多数的墙头草，他们同样值得尊重。影片的亮点，就在于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自的苦心孤诣。导演没有将双方描述成黑与白、天与地的绝对对立，没有叙述成脸谱化的正反两派。相反，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其实与众多为了一己官位的既得利益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敌军箭矢，毫无退缩之意的主和派崔鸣吉一出场便震慑住所有观众，身上的浩然之亲让我以为他才是视死如归的勇士。而占尽道德制高点的金尚宪第一桥段就是杀了一名手无寸铁，助他过河的老船夫，善与恶顿时错位。而影片对生与死的诠释更是叫绝。崔鸣吉的生不是为了自己的生，金尚宪的死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死，生肩负着复兴的希望，死贯彻着成仁的道义，二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完成着各自的使命。这种对生死善恶的深刻诠释是我国类似题材的影视中，难以出现的桥段。可贵之处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