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

他是一个真正剪掉辫子的中国人。

我不明白，中国人看问题总是翻来覆去看。看来看去，把好事看出许多毛病来了。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 我…，我…，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了。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谁能接受。 所以，我们拒绝签字。请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麻木，中国是在战胜国中唯一没有签字的国家。当我们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的时候，代表团也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绝签字的任何指示。我一直沉默着，血是冰冷的，周围却是一呼呼的热浪，是民众使整个国家把你推到一个历史的坐标位。当我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之约口述我的历史时，我还能感到1919年在中国土地上熊熊燃烧的那股烈火。

被人看不起的那个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我的1919》，最近再看完它，内心总是波涛汹涌，为那个时代下为了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赤诚儿女们深情点赞，他们在那个灰暗的时代，活出了一束耀眼的光，照亮了后辈们前行的路。

如果说拥有全权代表职位，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官的顾维钧先生是生活在镁光灯下的耀眼星河，那么，他的好朋友肖克俭则是在黑暗中点亮那些镁光灯的勇士。

一个为外交而生，一个为爱国而亡，生命鲜活而炽热，令我们无比佩服。

肖克俭和顾维钧都是爱国勇士，顾维钧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为爱国撑起一片天。肖克俭用自己的演讲和倔强，为爱国铺好一条路。

在时代的洪流下，顾维钧令人敬佩，肖克俭也同样令人敬佩。

当然，最初的肖克俭，是不被认可的，就连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顾维钧也不例外。

一向隐忍克制的顾维钧不清楚好朋友肖克俭这样做有何意义，是有助于国家，还是有助于人民？顾维钧不留一点情面，直接质问过他。

可一向被别人认为是鲁莽，做毫无用处事情的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当他得知作为战胜国的祖国，在巴黎和会上仅仅给两个席位搪塞的时候，他愤怒了。他组织起爱国人士，一起发出抗议。他们质问外交团，抗议英、法、美、意的居心叵测。

他也因此被捕入狱，后来被放出来后，又被殴打得遍体鳞伤，他也无怨无悔。

当妻子拿到外国人拍的国人参战的照片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外交官好朋友是否用得上，是否在巴黎和会上有助于好朋友的发言。

所以，他不顾跋山涉水前来看望他的娇妻，一心投奔到为心爱的祖国摇旗呐喊的事业上。

顾维钧在会上将日本代表牧野男爵怼得哑口无言，最卓有力的证据是那一张张泛黄的照片。它足以推翻日本的胡搅蛮缠，也足以证明祖国为这次战役付出的诸多努力。

那场辩论，顾维钧赢了，肖克俭的努力做了大贡献。

后来，日本欲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几次交涉无果后，英法美为了自己在亚洲的利益，包庇日本的巧取豪夺。

肖克俭看透了英法美的丑恶嘴脸后，他聚集起爱国人士，阻止罢工，举行游行示威，竭尽全力为祖国捍卫尊严和死守底线。

甚至在看到好朋友时，拳脚相向，想以此打热他体内已经冰冷麻木的华夏血液。其实，好朋友顾维钧从来没有弄丢过他的爱国心，只不过是与肖克俭不同的方式爱国。

老古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肖克俭和顾维钧属于前者，日本代表牧野男爵属于后者。

后来，眼看着英法美越来越受日本左右，便和一群爱国同僚们抽签决定谁去英勇赴死，以此换取英法美的关注，以此打消支持日本的念头。

后来，肖克俭坐在英法美国旗拼凑的大旗前，在滚滚大火中献出了生命。

可能很多人看到肖克俭的做法会觉得他幼稚，又或者觉得他一意孤行，毕竟他从未考虑过妻子梅的感受。而且，就像顾维钧说的，他这样做不知道是有助于人民还是有助于国家，站在外交官的立场，好朋友肖克俭的行为甚至会给外交带来不利。

可是站在肖克俭的角度想，他不顾个人安危，顾不得妻子，不惧列强的欺辱，敢于在异国他乡唤醒华人、国人们的爱国热情，燃烧赤子之心，这是何等的勇气与激情。

他很清楚自己可能会被人看不起，也很明白自己的做法太过激进，但他很明确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热爱祖国，所以他不惧狂风暴雨，依然勇往直前。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多少人苟且偷生，有多少人离经叛道，有多少人忍辱负重，而肖克俭却敢于掷地有声的为祖国努力奋斗，不屈不挠，这是何等的赤诚？

别说是生活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的人们，敢于向祖国掏出真心和实意，就是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今天，却仍然有人崇洋媚外。

很佩服肖克俭的勇敢和执着，为了爱国的初衷，坚持到底，哪怕付出生命，他依然是今天我们应该尊重和怀念的爱国志士。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重要的不是事件发生的年代，而是事件被讲述的年代……它代表了面对当前纷纭多变的世界发展格局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国尊重世界各个民族，也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尊严……”[1]这部电影拍摄本身之目的，即包含着对于当代民族情感的表达，而并非是描述历史本身。“艺术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当今的国际环境已不同于往日，我们回顾这部电影的目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民族情感的宣泄，而是将其中成功的部分抽离出来，借鉴到当今的文艺作品创作中，同时对其不足进行反思。

这部电影是一个“命题作文”，是“五四”运动的献礼之作。从这个角度上，这部作品是极其成功的，它出人意料的将叙述的视角放在了当时并不为公众熟知的民国外交官——顾维钧的身上。两位编剧直言：“我们一直希望突破一种意识形态讲述历史的模式。只要公正客观，任何人都可以是历史的讲述者。”[2]在选材上的突破，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部电影。

但某种意义上，电影中的顾维钧并非如编剧所言，是单纯的“历史的讲述者”。而是被理想化的“历史的创造者”，在真实的历史当中，顾维钧确有贡献，这种贡献是在代表团内外交困之际，挑起重担。而非一味表现出强硬。

这种“理想化”贯穿了整部电影，表现最明显的当然是只表现顾维钧在外交中的强硬态度，却没有表现在场各国的实际利益冲突。给了观众这样一种误解：只要腰杆硬起来，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忽略国家关系博弈的做法，同时也造成了戏剧矛盾的弱化。

但实际的历史之中，矛盾比之电影更加丰富。代表团实际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于外，政府不愿承担签字的责任，并不给出明确指示（事实上国内还发生了内阁的更迭）。而国内舆论对这一外交失败导致了群情激愤，实际上不签字需要勇气，签字则更要有身败名裂的准备。

而代表团内部，各个外交官之间的意见本来就有分歧，更何况代表团内部本身包含着南北两个政府的代表，立场也有所不同。在临近签字仪式的时候，整个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外交总长陆徵祥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房，不在掌管代表团的事务了。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肩负起了最后的外交努力。

而在电影之中，冲突过于单一。尽管有一定的气氛渲染，但是仍然使观众觉得顾维钧等外交官做出决定除了政府的压力之外，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而这在事实上弱化了戏剧冲突。而“顾维钧演讲，各国首脑称赞”这样的桥段，更是让如今的观众更觉得尴尬，也弱化了电影的真实感。

说到这里却让我想起了最近的一部电影——《至暗时刻》。整部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其中戏剧冲突表现的很好。那如今的高水平电影与90年代末不成熟的国产电影比较自然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的比较更能让我们知道我们缺失的是什么，需要补足的是什么。在《至暗时刻》中，整部电影的场景很少，但电影的光影随着丘吉尔的不断矛盾的心境在变换，最终，电影结束于丘吉尔自身重拾了信心，他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讲——“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绝不投降”。《我的1919》中同样场景不多，但戏剧矛盾却浮于表层。

这种理想化也一直贯穿至电影结束，编剧虚构了顾维钧在签约仪式上的演讲，并将电影结束于顾维钧回忆录中的记述：“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拒签被认为伟大的目标，而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人，也被理想化为一个“完人”。正如邓野所强调的，“历史是多种矛盾、各种利害关系相互冲突的总和，而不是单方面意志的结果。”[3]电影中的顾维钧更应该回归一个“历史的讲述者“，而非一个理想中的”历史的创造者“。

[1] 胡克. 《我的1919》剧作评析[J]. 当代电影, 2000(2):5-7.

[2] 黄丹, 唐娄彝. 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我的1919──《我的1919》剧本创作谈[J]. 电影艺术, 1999(6):12-32.

[3] 邓野. 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1986(2):131-146.

当年的许晴风姿绰约，笑起来的酒窝更加娇羞可爱；当年的陈道明同样儒雅老练；当年的何政军初显亮剑里政委的影子。这个片子，显然比大场面大制作大明星的“建系列”的庆生大片耐看许多，殊不知是我党宣传策略的退化还是民众的恶趣味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单说中国外交和顾维钧。恰巧今天在地铁上一直在重温唐德刚的《晚晴七十年》。他提到中国近代史出过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那半个算是顾维钧了。但是，只有顾维钧科班出身，他11岁考入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13岁考入圣约翰书院，16岁自费赴美留学，17岁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1岁获得学士学位，24岁获得硕士学位。因此，顾维钧可以说是一路上喝着洋墨水长大的，那么对国际法和外交规则了若指掌，行事风格也符合西方的外交礼仪，自然很容易获得西方人的认同和好感。但是，彼时的中国是独立于西方规则之外的弱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丛林里，可以有机会迎头赶上也可以有理由任人瓜分，但最要紧的是面子不能丢。在古老的国家里，礼数和宗教的仪式要高于国家利益，以为这是皇权专断的唯一来源。片子刚刚开始，顾维钧便遭到法国暴民的侵袭，面容不堪衣容不整，但他还是来到了摄像机镜头：规则比面子要远远重要的多。这就是为什么最后陆徵祥决定离开巴黎的时候顾维钧依然争辩“我们还有机会”，规则给你上诉的机会，你便要利用，切不可感情用事，被别人钻了空子。当然，顾维钧最为出色的表现还是第一次和日本公使争论山东问题。他首先掏出日本公使的怀表大做文章，利用日本人之口说出反驳日本人自己的话，然后扩大概念的外延，把情感渲染到最大化；接着便抛出那有名的“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不仅震撼欧美代表，而且从心理上把中国问题转换成欧洲乃至世界的普遍问题，最大程度的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最后，拿出中国几十万名劳工在欧洲战场洒汗流血的照片，有力的反驳了日本人所谓“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的说法，精妙绝伦。这一篇慷慨激昂的辩词，基本上遵循了反驳-摆出论据-立论的路线，而且感情穿插在每一个环节中，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感染人的效果，简直妙极了！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努力失败，但他无疑成为外交界的新星并开始在民国外交舞台上大放异彩。 虽然顾维钧如此出色，但是唐德刚还是吝啬的把他列为那半个外交家。那么周恩来和李鸿章为什么能得到如此褒奖呢？其一，他们两个人都是首相兼外交部长，可以和国家最高权力和机构直接对话；其二，他们都非科班出身而凭靠“外交天才和个人魅力”征服群使，以致基辛格终生成为红色政权“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最好的代言人”；第三，当时的环境无非是“内劝昏君，外御强权”。中国自从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便再无外交问题，设立的理藩院成为“司局级”单位也是把外交问题化为“内交”。唐德刚先生说古代中国的朝廷便是现代的联合国安理会，我看不假。到了现代，由于对外战争的回应，清朝慢慢开始建立现代的外交制度。外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就像一件衣服，人只有穿了衣服才能从容的走在大街上，否则和怪兽无异。选择历史逻辑，按照天才外交而不是外交规则并获得规则的高度认同，审慎得调和权威和弱国之间的身份落差，推动国家进步，便是周和李的过人之处吧。 几个有意思的历史片段： 一、1948年中共发布的“国民党战犯”43人名单上，顾维钧位列第22。 二、1946年顾维钧在1924年曾与李大钊会面,据顾回忆说李激昂地认为应当将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以致于他认为后者失去了理智。 三、1919年陆徵祥任外交总账率领中华民国参加巴黎和会，最后拒绝签字，但其参与过签署“二十一条”。 四、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奠定了中华民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甚大。顾维钧也是其延揽到外交部而始有所作为。

勿忘耻，方知荣。

影片再现了100年前的那场巴黎和会的些许片段，让100年后的我们仍能感受当时中华儿女的无助与无奈，弱国无外交，即使外交家能有理有据的在和会上慷慨陈词，但赢得的只有掌声，帝国主义列强们该怎么欺负弱小还是怎么欺负弱小，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一件卑微的事情”，想要获得地位，除了让自己变强，别无他法。我们庆幸，49年的中国站起来了，经历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已不再是东亚病夫，已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我们已经蒸蒸日上，越来越像大国，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让外交部越来越底气，而不仅仅是严重交涉，强烈抗议不满。

外交家们的据理力争，极力斡旋，没能挽回和谈的失败，可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政府催促他们签字，民众的怒火涌向他们，他们有什么办法，即使是所谓的战胜国，已经被帝国主义欺负了那么久了，有哪个国家会把当时的中国放在眼里？现在还记得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陆征祥等列为卖国贼，似乎有些欠妥。

在英法美的眼中，1919年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他们曾经宰割国的国家，一战只是他们在欧洲打成一锅粥，无暇顾及东亚的利益而已，就像丘吉尔说的那样，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无可厚非。

作为战败国，德国被列强瓜的瓜，分的分，就像影片开始法国总理说的那样，要把德国这只柠檬压榨干，他们是压榨了，可后果呢，压榨出了一个希特勒，压榨出了一个德意志帝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祖国的七十华诞，我们应该高兴，也应该庆祝，但也要铭记那个1919年，是你的，也是我，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1919，愿我们的中华屹立于世界之林，繁荣昌盛，永远不要再有这样的19，而是更多的像现在的蒸蒸日上的19。

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让我们打到一切纸老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希望祖国不仅仅是复兴，而是在复兴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让繁荣真正的千秋万代，耀眼于宇宙。

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巴沙尔·贾法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悲愤演讲，令人印象深刻。是这个演讲的传播，让我知道了一部中国电影《我的1919》。

现实中，巴沙尔·贾法里的演讲，没能避免美英法等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电影里，顾维钧等中国代表的努力，也没有换来巴黎和会上中国应得的基本权益。一直以来，某些霸权国家，只信奉森林法则，弱肉强食。

义愤填膺的巴沙尔·贾法里

在外交上，弱国即使有合理的请求，也常因强国的利益而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就常常出现在弱国的合理请求失败之后。这种无可奈何，让人觉得，弱国在外交上的发声没有了意义。

但我认为，面对强国，弱国更需勇敢发声。只有这种发声，才能让外界人士知道，某些强国行为的不公正、不正义，也才能激发本国人民对这种不公的反抗斗志。

191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历史上，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年。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面对列强的枪炮不断妥协的屈辱史，而现代史是中国不畏外国列强，付出鲜血和生命获得最终胜利的反抗史。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的签字，就是反抗外国列强的第一枪。

顾维钧和中国外交总长

电影《我的1919》，以巴黎和会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的视角来讲述。那一年，中国虽然是战胜国，虽然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孱弱的国力和长期遭受外国剥削的现状，标识出中国无疑是一个挨欺负的弱国。

顾维钧刚到法国，作为外国使节的他，就被一群伤残的法国兵痞殴打了。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升旗仪式上，中国代表们都穿上了特色的汉装，而迟到的顾维钧被迫以衣裳破烂的伤痕之姿出现在了现场。更为不幸的是，原本已经确定的五个中国代表名额，被临时告知减少到了两个。这些下马威和临时的变故，昭示出中国的谈判代表们，在此次和会上维护中国应得利益的艰难。

在同一年的巴黎，还有一群旅居在此的华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用自己的方法维护着中国的基本利益。组织工人积极反抗的肖克俭，就是那群华人中的典型代表。即使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妻子，也没让肖克俭放松他的斗争。

这些寻找中国出路的先烈们，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奉献着青春。

即使展示了真实，也未能赢得尊重和合法利益

巴黎和会进行中，大会组织方故意将中国代表的发言准备时间缩短至一小时。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顾维钧用简明的道理和详尽的事实，揭露了日本的阴谋，表达了中国的合理请求，赢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大众讨论。也是因这段演讲带来的强烈反响，给中国争取的基本合法权益带来了一线转机。

但外交成果的取得，除了与外交官现场的机敏应对有关外，更需要国家的实力做支撑。很显然，那个年代的中国，实力远远不够。

面对国内软弱政府一封封催促签字的电报，面对国内拒绝签字的汹涌民意，面对巴黎华人发出的死亡威胁，面对无法接受的丧权辱国条约，电影中拥有现场决定权的中国外交总长崩溃了。当他和顾维钧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为自己选择离开巴黎的决定留下了眼泪，顾维钧也只能流着泪无奈的说出，还有机会再争取。那个晚归的夜，外交乏力的现状，让顾维钧无法与愤怒的旅法华人正常沟通，幸好有那个法国女人的猎枪阻止了愤怒华人的殴打。

为了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不公正事件的关注，肖克俭用自焚的方式进行了最后的抗争。在巴黎和会的签字现场，顾维钧在阐明了中国立场后，拒绝了签字。

为自己国家奋斗的叙利亚军民

中国第一次在不平等文件上拒绝签字的举动，虽然没有在当时捍卫住中国的基本合法权益。不过经历几十年的斗争，中国最终赢得了胜利。

想想，叙利亚大使巴沙尔·贾法里的演讲，虽没能避免叙利亚遭受美英法的打击。但可以肯定，他的讲话一定能引起更多外界人士对叙利亚真相的探寻，并激励受苦难的叙利亚人民，促使他们为最终的胜利付出艰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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