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在电影院里看一部没人聊天、没人看手机、没人吃东西的电影了。

我想很多年后，我还会记得这一场电影，记得那个无声的下午，记得那种浸泡在冷气里的安静，安静到可以听到喘息声、叹气声，可以听到隔壁的《战狼2》，还在连连的炮火声中向新的票房记录冲刺。

这部电影，是《二十二》。

它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

为什么叫二十二？

这个数字，不是年龄，而是人命。

在抗日战争期间，至少有20万的中国妇女被日军俘虏，沦为性奴。

到2012年，幸存慰安妇的数量已骤减至32位，同年，导演郭柯拍摄了一部纪录短片《三十二》，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敏感的群体。

到2014年，幸存者继续减少，仅存22位，于是有了郭柯的这部纪录长片《二十二》，这也是首部在国内公映的「慰安妇」题材电影。

而到上映后的今天，你知道幸存者还剩下多少吗？

8位。

是的，只有8位了。

可以预见的是，这个数字不会停下，仍将继续减少。直到某一天，它会停在一个永恒的数字上，不再变化。

那个数字，是：0。

而趁着数字还没有归零的时候，记录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生命的温度」和「记忆的分量」，就是《二十二》这部纪录片最大的意义。

话不多说，我们先静静端详这些面孔：

在她们的脸上，你看到了些什么？

苦痛？惆怅？抑或天道不仁慈？

很惭愧，我很想一一记下她们的名字，但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竟还是忘了。

失忆，是罪过。

我只记得那个叫毛银梅的韩裔老人，十几岁时与亲人离散，后被日本人带到中国，谎称是去工厂做工，实际骗到战区，做了慰安妇。

镜头前，她说起那些几十年没有说过的日本话：“欢迎光临！请进！请坐！”这些都是日本人教给她迎客的敬语，这么多年过去，还是记得那样清楚。

战后，她逃到了湖北孝感，再没有回过故乡。可是，她最爱唱的还是故乡的小调《阿里郎》，用她那苍老的声音：“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呦，我的郎君翻山越岭路途遥远。你真无情啊，把我扔下。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

她还说，这是一首情歌，讲的是爱人要离开了，妻子不愿他走。

我还记得那位叫林爱兰的老人，这么大年纪了，脸上还是写满了倔强。

当年，她被日本军官抓去，逼婚，她佯装同意，却伺机报复，后被送进了慰安所。

做了慰安妇的她，仍没有放下这份倔强。直到受尽折磨，失去生育能力，还被日本人挑断了腿筋，成了残废。那一年，她还不到18岁。

被解救后，她一生未嫁，回到老家，独自住在养老院。因为行动不便，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坐在门口张望，从上午坐到中午，吃午饭，再从午后坐到晚上，吃晚饭，回屋去睡到天亮。

见到电视上播出日本兵的画面，她还是会操着临高话破口大骂；她最珍惜的东西，是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为了保护它，老人在床头挂了一把刀，说是“如果小偷进来，我就拿刀砍他。”

倔强的性格，还是没变。

我还记得那个叫李爱连的老人，笑起来特别慈祥，就像是邻居奶奶一样。

17岁那年，她被来村里扫荡的日军抓去，关进了慰安所，受尽屈辱。

如今，她在老家，和儿子儿媳同住。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和小孙子一起看电视，看《西游记》，一遍遍地看，还是看不烦；她还收留了很多流浪猫，就放它们在院子里，每天，她还会按时喂食，按儿媳的说法：“她把最好吃的，都给猫了，猫不吃的，才自己吃。”

老人也不争辩，指着一只黑黄斑纹的猫，说道：“你看它那肚子，鼓鼓的，准是怀了猫仔儿。”

就是这样，所有伤痛、所有苦难都隐没在日常生活里，不见踪影。

这也是我看这部纪录片时，最深刻的感受。

它本可以把伤口撕开来，供猎奇者赏玩；本可以故意挑起仇恨，为民族主义寻一个爆发的支点；它更可以把那满身血污的往事一一历数，赚尽泪水。

可是，通通没有。

我们在镜头中看到的，更多是沉默、是背影，是时间静静的流逝。

正如海报上的四个字：深情凝视。

或许，这是我们面对一份过于汹涌的悲情时，仅有的一种注视方式。

不施舍，不冒犯，只是温柔地陪伴。

这是作为另一种幸存者的我们，理应保有的一点慈悲。

时间无情地走啊走，走过门前的那棵大树，留下细细碎碎的剪影；走过青烟缭绕的山村，种下青草与荒草；走过看不见的风，走过听得见的雨；走过所有沉默的人，看她们坐在黑暗里，静静耗干残存的年华。

我很庆幸，这部电影在所有该沉默的时候，都坚定地选择了沉默。

比如，在毛银梅老人讲到日本人犯下的罪行，回忆到了深处，她突然摆手说，“不讲了，不想讲了，我身体受不了。”

于是，镜头就随着她一起沉默。

比如，在林爱兰老人，讲到自己是怎样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日军绑住手脚，扔进湍急的河流，突然痛哭失声。

没有人再追问，而是和她一起流泪。

还有，当李爱连老人抱怨起其他记者，“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女，我怎么说得出口。”

或是说起，“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那一刻，你就会明白，原来，你所期望的「讲述」，对她们已是「残忍」。

看到很多影评人，都在说这部纪录片素材太少，对人物挖掘不够，或是主题不够深刻…

站在绝对理性的角度，这些问题我都承认。

可是，这一次，我却没办法苟同于理性。因为我觉得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理性更可贵，那便是懂得在什么时候，暂时放掉理性。

理性，或许可以触及真相，可以追逐真理。但是，理性，也可能咄咄逼人，成为二次伤害的制造者。

过度的理性，就不再是真诚，而是冷漠。

本片的剪辑顾问是廖庆松，他是侯孝贤的御用剪辑，曾经剪过《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刺客聂隐娘》等影片。

在看过粗剪的影片后，廖庆松不太满意，奉劝导演，“你要改一改，加入一些史料进去，否则很难打动人。”

但郭柯仍然坚持，“廖桑，我就是一个30多岁的新导演，我就想要这样一部影片。你就当年轻人犯错，你帮我‘错’得浪漫一点吧。”

最终，廖庆松妥协了，他选择放下自己的理性，尊重一个年轻导演的选择。

这才有了这样一部特别的纪录片。

而作为一个观众，我也只想静静欣赏这部电影。欣赏那一幅幅沉默的画面，欣赏那一个个欲言又止的时刻。

只见镜头不断地横摇，扫过光影斑驳的墙，最后停在她们的脸上。那些脸孔，已被岁月雕刻得如此趋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时间留下的痕迹，甚至是，时间本来的样子。

难道，你从这些沉默里得到的真相，还不够多吗？

难道，你从这些皱纹堆累的脸上，还没有看到关于「活下去」的永恒真理吗？

在影片的最后，这些老人留下了她们的话。

其中最为动人的一句，是韦绍兰老人说的：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黑底白字，亮堂堂地印在屏幕上。

我盯了许久、许久……直到闭上眼，还能看见它们。

二十二，是时至2014年，中国仅存的慰安妇数量。曾经日军侵华时，二十万的慰安妇，如今几乎归于尘土。她们苍老，虚弱。或忘记了过去，或忍气吞声，或带着憎恨过完了一生。她说，她不能逃，被逼着睡，逃就被打死，不睡嘴上就被套上刑具，到处是被强奸的哭喊。她说，她假意同意嫁给日本人，其实背地偷了敌人的子弹出来，组织抗日行动，最后他死了也弄残了自己。她说，她谁也没说，丈夫没嫌弃自己，也不告诉子女，怕被曝光后，村里的人指指点点……纪录片的过程中，不断有老人去世，有的2016，有的2017。这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记录，如今还剩几人？我们，是带着同情心的消费者，我们感谢导演记录了这群老人的故事，提醒我们战争曾经这样残忍。然而也心寒的是，这群老人述说了如此屈辱的过去，她们的生活却被打乱，乡亲们的指指点点，陌生访客的叨扰，以及她们依然在破败的屋子里，苟延残喘地活着。我憎恨侵华战争，可也不得不厌恶群众腐朽的风气，谈性色变，被轮奸了就是脏了，我们不感恩那些老人的勇敢，只是同情地说着可怜，落泪，却很少有人接受她们，让她们带着偏见，残疾死去。在海南慰安妇志愿者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她说，她以为这些老奶奶都是憎恨日本人的，没想到有一位在看到日本军官的照片时还能开玩笑地说原来日本人老了就没有胡子了。这一刻我看到了这些奶奶们的伟大，以及狭隘民族主义偏见的愚蠢。那些叫嚣着爱国，日本狗的人和在中国努力挽救帮助的日本人，孰轻孰重。最后在银屏上看到了众筹所有人的名字，也包括我的。感恩，希望更多人去影院观看支持，思考和重生。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二十二》在这一天上映。

导演郭柯曾在2012年拍过一部“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日本儿子”的短片，当时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32位，《三十二》就成为了这个纪录短片的名字。

2014年，幸存者的数字变成了22位，为了更多的留住这段历史，导演郭柯又拍摄了这部《二十二》，采访对象也由之前短片的一位老人，增加到全部的22人。

影片从拍摄到上映的过程一波三折，不过在聊电影之前，大海想先提一下最近网上热议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8月7日，微博网友称，“4名男子身穿二战日军制服，乘夜在著名抗日遗址、爱国教育基地四行仓库拍照留念，恶毒亵渎烈士英灵，令人发指。”

配图显示，这4个人身着日军的军服、头戴军帽，在昏黄的灯光下，站在四行仓库门口合影，但他们的脸部都被打上了马赛克，难以辨认。曝光的另外一段文字截图显示，这4人应该是中国人，文字中不乏“合拍简直堪比偷井盖”、“刺激”、“汉奸互助”等字眼。

另一件事发生8月初，有微博网友曝出，反课纲的台湾学生朱震被邀请到大陆参观交流。在“慰安妇”问题上，这个朱震曾说：“我曾祖母做慰安妇是自愿的。”

对于统战这样一个精神日本人（简称“精日”），很多大陆网友还是不买账的。“阿祖慰安都是自愿的还有什么好拉拢的？”

让人愤怒的是，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这样的“精神日本人”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如果说台湾是受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皇民化思想在一代人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那一些大陆青年只是看了几部日漫，在日本留过几年学，就叫嚣“父母生我支那身，日漫赐我大和魂”，我们就该思考，是什么扭曲了他们的历史观？

这也让《二十二》的上映，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至少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慰安妇”。影片拍摄时，这一群体的幸存者为22人，截止到2017年7月，这个数字变成了9人。

导演郭柯和拍摄组辗转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探访了幸存老人的住所，了解她们现在的生活状况。

《二十二》以山西一位“慰安妇”老人的葬礼开篇。

在一场吹吹打打的葬礼之后，当地村干部在镜头前讲述了这位老人的生前事迹，还带着拍摄组来到了当初被日军征做“慰安所”的窑洞，告诉他们这里面关过多少女人，类似的“慰安所”在附近有多少个。

随后拍摄组采访了当地几个幸存者老人和她们的家人，这些老人虽然不愁吃穿，但也能看出她们的生活条件并不算好。

拍摄组中有一名韩国摄影师，他说最开始接触到中国这些老人的时候，其中一名老人还生活在不能遮风挡雨的旧仓库内，是志愿者们一起帮老人盖的新房子。

还有一位老人害怕拍摄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拒绝出现在镜头中。

为什么会害怕？在海南，有一位志愿者告诉拍摄组，“慰安妇”这个词其实是这些年才有的，以前当地人管她们叫“日本娘”，把这些被日军抓走的女人看做是汉奸。

还有一位志愿者多年来一直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想要为老人们讨回一个公道，然而却没有任何结果。他说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会打扰这些老人了。

影片中多次出现阴云密布的天空，十分压抑，就像这段历史一样。

在镜头里，这些幸存者和普通老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身体比较好，90多岁高龄，还是自己砍柴、烧水、做饭。还有的没事喜欢喂喂猫，和街坊打打牌，生活的祥和平静。

因此让老人们重新回忆那段过往显然是残忍的，也有人质疑这部纪录片是否应该被拍摄。

不过《二十二》没有刻意去煽动情绪，没有过多的追问。

导演说，他跟这些老人相处久了，觉得她们就像是自己的奶奶一样，“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其他东西都不重要，首先得尊重她。”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林爱兰的老人，她曾经当过游击队，谈起日本鬼子毫无惧色，还从鬼子据点里给战友们偷子弹。

但是提到亲人，老人就开始抑制不住的哭泣。她哽咽着告诉拍摄组，当年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随后不到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进了慰安所。

还有湖北一个叫毛银梅的老人，她是从韩国逃难过来的，原名叫朴车顺。在镜头前，毛银梅老人用韩语唱了一段“阿里郎”，还会用日语说“你好”、“请坐”。

提起那段悲惨的过去，她还是忍不住掉眼泪，“不说了，说了我心里难受。”

后来从日本人手里逃脱，她就把名字改了，她说：“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另一个印象很深的地方，是海南有个志愿者女孩，多年来一直在照顾幸存者老人。在得知一名老人的死讯后，这个女孩失声痛哭，然后去老人的坟前祭拜。后来在面对采访时，观众才知道她原来是个日本留学生。

这个日本女孩说：“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其实这些年，国内的慰安妇幸存者群体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2016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面临拆迁，慰安所遗址的去留引发了不小争议。

附近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当地居民也表示：“它就是一个耻辱，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不能放在学校里面。学生需要的是正能量教育。”

甚至有人说：“是妓女啊，‘慰安妇’就是妓女啊。”

将“慰安妇”受害者称为“妓女”，将“慰安所”称为妓院，是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极大曲解，也是对历史的无知。

这种曲解和无知并不罕见，这不仅让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在余生中也继续遭受漫长的羞辱和折磨，也让不少年轻人缺少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为滋生“精神日本人”提供了土壤。

参加点映的时候，我有一次机会在网上问导演郭柯，“怎么看台湾有一些学生认为‘慰安妇’是自愿的？”记得导演的回答大概意思是“我们更应该思考他们是怎么产生的这种想法？是谁给他们灌输的这种历史观？”

据说导演就是受上海慰安所拆迁这件事的刺激，决定将《二十二》推向院线，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一段历史。

这是一部预料中不会获得商业成功的影片，拍摄一半资金就捉襟见肘。还是演员张歆艺无偿借给导演100万，才让影片能够拍下去。

后来没有宣传费用，出品方又联合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发起了募集100万宣传费的众筹公映活动。众筹共有3万多人参与，片尾的致谢名单上纪录了所有参与者的姓名。

濮存昕、张一山、高伟光、吴刚、管虎等演艺界名人也参与了对影片的宣传，致谢名单中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

导演郭柯表示，影片的周边产品销售收益及导演所得收益，将全部捐献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用于对“慰安妇”历史研究及幸存者的资助，所有信息都会在电影的官方宣传平台公布。

这个过程中，郭柯曾向韩国慰安妇题材影片《鬼乡》的导演赵正莱学习经验，这部韩国电影也是靠众筹才完成拍摄的。

韩国社会在保障“慰安妇”幸存者权益方面，做的确实比中国好。郭柯说他参加过一个韩国的慰安妇纪念活动，现场有很多中小学生，没有人把她们当做耻辱。

从32到22，再到现在目前仅有9名幸存者在世，这个数字迟早会变成0。但是在这之前，能够留下老人们的影像资料，让历史得以被铭记，就是《二十二》最大的意义了。

大海只希望影院能多一些排片，观众也去支持一下这部电影。借用吴刚老师一句话：“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补充：

评论区有一些质疑何为“精神日本人”的，觉得自己只是喜欢日本文化怎么就被扣帽子了。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精日，貌似没有个权威的定义，但是根据我个人感受，以及一些官方媒体关于精日的报道，可以总结出精日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首先精日肯定要是中国国籍，台湾法理上也包括在内。

2.洗白日军二战的“慰安妇”制度，认为“慰安妇”是自愿慰安的。或者否认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等，对此幸灾乐祸的，洗白日本二战侵略史。这类人台湾居多大陆也有。

3.张嘴闭嘴你国、zhi那，抹黑中国，甚至造谣，夸大中国阴暗面，选择性无视中国好的一面。逢中必反，遇美、日必挺。

4.类似在四行仓库穿日军二战军服，在纪录片《二十二》放映时大笑这样的行为，侮辱抗日先烈和受害者等等。

5.可能是最严重的一点，帮日本间谍偷拍国内军事设施，窃取国家机密等等，已经成为实质性汉奸。

其他待补充，反正有以上几点行为的肯定是精日，单纯喜欢日本文化算不上精日，部分人不用对号入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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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写影评，如有不当之处，请多多包涵。

相信大多数观众都不喜欢纪录片，尤其是这种叙事叙人结构的电影。但这部电影值得大多数观众去影院仔细观看，细细聆听老奶奶们叙说过去残酷的现实。但内容并没有想像中那么沉重，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坦然面对今后的生活。郭柯导演通过影像记录的方式，镜头安静却有力量，提醒我们不应该遗忘历史，遗忘这些曾遭遇残酷迫害的慰安妇们，这些慈祥的老奶奶们。

看到某些键盘侠，连电影都没看，就直接批评电影质量不高，搏取同情，揭露伤疤。如果中国人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历史，怎不被后人取笑，被世人取笑。何况慰安妇事件，中国人和韩国人是最大受害者，应该唤醒大家的关注，不应该让她们感到孤单和寂寞。因为有我们，今后要让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首先不能遗忘！

尊重电影，走进影院！！

印象最深的是当阿婆看到日本救助员给她看的军官老了以后的合照后，本以为她会痛骂他们。可是她却笑了，感叹那些伤害过她们军官变老的样子。 即使有些伤痛难以释怀，即使日本政府始终欠她们一句道歉，但她们的内心依旧存有人性的善良。 之前在微博看看到有人说一个街头采访，好像是问中学生对慰安妇的看法，然后有个男生讲这种问题少儿不宜还是什么的，当时看了觉得很寒心，别人一辈子的伤痛苦难在他们眼里是色情的难以启齿的。这些老人 她们的上半生是被日本鬼子毁的，她们的下半生是被同胞毁的 日本欠她们一句道歉 我们国人同样也欠她们一句道歉

日头出来点点红， 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 只愁命短不愁穷。 一条江水去悠悠， 一朵莲花水面浮。 何时有意把花起， 你无心无意看花浮。 门口大田四四方， 半边罗豆半边秧。 秧儿得插花生得扯， 我常年丢弃哪一厢。 出门人笑我也笑， 回家人笑我忧愁。 人进大门呵呵笑， 我进大门眼泪流。 你讲你难我没信， 我讲我难才是真。 你难你有平屋住， 我难住在苦瓜棚。——九重山

其实会注意到这部电影是源于这首主题曲《九重天》，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一首歌而泪流满面了，其实那些歌词并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炫酷的配乐。可是就是特别招眼泪。

电影我也去看了，没有明星光环的加持，没有高大上的宣发，却十分的动人。其实这个电影并没有刻意的渲染沉重，可是看完电影却不得不心情沉重……

看完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说历史勿忘，教训勿忘。

《二十二》，从来没有一篇文章，在写题目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如此沉重。二十二，二十二岁？二十二年？不，是二十二个人。“慰安妇”是很多人都觉得特别敏感，不愿意面对的一个词，对，影片《二十二》就是讲述的仅剩的22名“慰安妇”。 　　《二十二》是由四川光影深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的一部关于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的“慰安妇”长篇纪录片，由郭柯执导，二十二位“慰安妇”参与拍摄，也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该片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以个别老人和长期关爱她们的个体人员的口述，串联展现出她们的生活现状。从1932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女性被日本侵略者强征为“慰安妇”，至2014年，仅仅在中国内地剩了22名幸存者，这就是片名《二十二》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世的幸存者越来越少。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对于她们真正的了解，我们缺失的太多。我们经常会感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那她们呢？谁又真正了解过。 　　虽然沉重，但是导演郭柯并没有刻意的去渲染苦难，他用温和的镜头，淡淡的色调，为观众平静展示了这22位老人的生活。即使大雨也不是那种“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昏暗感，相反带给人一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宁静。片子没有去贩卖苦难，就是真人真事的记录，可是这些却远比刻意的戏剧性带给我们的意义和启示更加真实。导演用严格的标准只拍当下，不用历史的画面，也不用刻意的剧情化，因为她们本身的存在就超越了影像。导演也没有过多的融入自己的想法，只是用镜头凝视着她们，不必千言万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会告诉你很多，可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很多女性在战争期间被日军诱骗、强迫，沦为日军发泄性欲、任意摧残的性奴隶。她们在战争期间受尽各种难以想象、难以启齿的虐待，其中大部分当时就被折磨至死。在煎熬中，她们日盼夜盼终有一日能重返家园，她们也是“故乡今夜思千里，双鬓明朝又一年”，然而当她们历经艰辛回到故乡，等待她们的却并非同情，而是无休止的歧视，侮辱和排斥。人们凭着自己的主观爱恨去标签化她们，在一部分普通人眼中，她们是耻辱的。可是，正是她们，为那些普通人，背负着他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的过往。92岁的老人韦绍兰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当年在逃回来之后，伴着咒骂声，过得生不如死。她的儿子也一辈子生活在阴影之下，60多岁独自一人的他，是因为村子里的人总说嫁谁不好，嫁个日本人，他也是“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人们没有忘记仇恨，可是却选错了对象。在2017年8月14日，电影上映前又一位老人去世，她们由刚刚拍摄时的22位，到如今只剩8位，她们这一生可能等不到日本人的道歉，可是，她们可以最终获得这个社会的认同和关爱，等到国人的尊重。放下的是她们，放不下的是我们。导演通过影片让我们知道了，现在的他们就是一群普通，可爱的老人。 　　很多人在讨论，到底应不应该拍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有人觉得不应该，不该再去揭开老人的伤疤，打扰她们的平静，可是历史就是现实，我们不说不代表它没有发生，不代表它不存在。她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圆明园的断壁残垣还留在那里，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资金去修复吗？不，不是的。它留在那里，是为了告诉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无论国家如何强盛，都要不忘初心，奋勇向前，不停止脚步。 　　正如人们所说，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过去的苦难都将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终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