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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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戛纳说起。201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获奖名单引发了轩然大波。 坊间看好的《托尼·厄德曼》一无所获。老导演肯·洛奇凭《我是布莱克》拿下第二枝金棕榈，但外界评价不高。恶评滚滚的《只是世界尽头》，居然拿下了评委会大奖。前方一线的中国报道团，直言老评委们瞎了狗眼。 随着资源不断流出，尤其是《毕业会考》（最佳导演奖）和《美国甜心》（评委会奖）收获好评，《托尼·厄德曼》却神话破灭。许多影迷又高呼：这届戛纳评委也没有全瞎。 但最让我意外的，还是讲述一个老头被“椰子”杀死故事的《我是布莱克》。 我认定了它平庸无趣，结果却被老导演的一颗善心所打动。他把电影技巧，完全化解在了每一个人物开口的声音当中。 许多人揶揄这部电影奉行政治正确，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不正确。老生常谈，会变成了“不能谈”。 质疑大多落在了肯·洛奇一如既往替劳工阶层喊冤，令人无法站到另一边去，与无辜的他们做对立。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观众看来，布莱克并没有落到风餐露宿，坐以待毙的丛林社会局面。况且说到比惨，布莱克依然过着体面的，有渠道可以解决问题的福利社会自然人生活。那么，他的焦躁不安，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部电影抛出了一个万万没想到般的脑筋急转弯：鲨鱼和椰子，哪个杀人更多。猜对正确答案只是第一步。电影试图告诉观众，为什么椰子会杀人——那可不是因为椰子长得像你身体里的心脏。 因心脏病从岗位上退下的布莱克，走上了一条申请社会救济的漫漫之路。他被告知如果想要领取救济，就必须主动去寻找工作（但医生诊断是他不能回去工作）。布莱克烦透了这一切折磨人的规章条款，他想要上诉又被告知救济会停止，这无异于切断了他的生存之路。 对《我是布莱克》的故事进行长篇大论，无疑会陷入电影开头的无意义对话。布莱克希望获得救助，但体制却在进行长时间的筛选排除，不断做各种减法，通过这个繁琐悖惑的过程打退许多人，节约社会公共资源开支。 故事本身，令我想起来黑泽明《生之欲》的公共部门办事，皮球踢不停，但在日本人的电影里，作出反思的角色，是一介平凡公务员。再有被认为是文字薄凉的张爱玲，她提到过报上乡村女人故事。女人被夫家虐待，但在村区县法院兜兜转转，无人肯接受她的控诉。她感慨说，“无告”二字，是一种入骨的悲哀。不难从这个故事，发现许多电影的影子。 作为一个合法的英国公民，一个依靠双手的经验木匠，布莱克陷入到了网络新时代的困惑中，他所信赖的手艺和规章，全部在高龄和病痛面前败下阵来。 在能工巧匠与规矩制度缠斗的主线以外，电影还加入一个同样被救济拖累还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她偷东西，因饥饿大哭。 热心的布莱克，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这一家子人。过程当中，孤苦伶仃布莱克和他的人生往事，也不断被翻了出来。 许多人把电影看做了怒喷官僚体制，但在我看来，《我是布莱克》更像对“好人一生平安”的冷眼旁观。布莱克在四处奔走的过程中，也发现自己陷入了不义。因配合体制问责，他需要假装写简历去找工作，却耽误了别人正事。 只要体制存在问题，那么，无论是好心帮忙布莱克的女士，还是布莱克自己，他们都会变成趋附于僵化体制的一部分。有人甚至做了反向推导，正因为西方国家福利体制太好，反而降低了他们的生存能力。突如其来一场病，只不过是个危机隐喻。 但《我是布莱克》更是一部感人，不乏幽默且努力拒绝人与人之间冰冷的通俗庶民作品。除了做得很足的焦躁感，电影更多在表现布莱克与年轻一代和小朋友的沟通，瓦解人物身上的孤独。 放在心里的人生远航，但求心安的手工书架，对隔壁小黑的尝试理解……意识到眼前的社会体制有如此这般的问题种种，你是继续冷眼，网络咆哮，还是去行动改变，用耐心和善意，对待自己遇到的陌生人。这恐怕是《我是布莱克》最令我感慨的一份真情。 不要失去卑微的自尊，更不要苟合体制，束手就擒。 如果肯·洛奇是二三十的毛小伙，我会认为他是天真幼稚傻。可作为耄耋之年的老者，我相信，从《小孩与鹰》开始，他就一直坚信真实、温暖与爱——与政治立场无关，与所处阶层无关。 我的人生到底是从哪里开始不正常的呢？ 布莱克遭遇的，当然是问题。 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因为放在哪个社会制度，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最关键的是，导演试图通过老生常谈，让观众看到什么。平庸的恶，迁怒于体制，恐怕都不是肯·洛奇想抨击的目标。更应该来自年轻人的愤怒，到了老导演的世界观里，变成了古往今来伴随小人物的心酸无奈，还有那么一点点自嘲。【刊载于 大众电影 木卫二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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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了肯·洛奇从来没变过。。。

我有一年在戛纳也看过一次他的新片全球首映，他的镜头永远对准工人阶级与底层，是世界电影里非常独特和坚守的一股力量。。。

中国，终于可以在2021年，西方世界一起共同充分直面和理解肯·洛奇电影带来的争议与创作处境的困境——巨大的贫富差距，正在快速堆积相当一批被社会主流抛弃的边缘穷困人群，不只是这部分人，而是更大范围的人，如何在当下寻找自己生命的尊严与意义的问题。。。

2021年，中国终于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直接面临同样的困境与议题了。。。

这与上世纪60年代欧洲导演社会议题大大领先中国社会国情截然不同，中国眼下的内卷，正在让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然后才是第二个问题，关于眼下的“大现实”，电影导演的态度是什么，所谓现实主义对于国产电影有几种姿态？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这个问题就肯·洛奇这部电影来说，跟中国就很不一样了。。。

曾经最与肯·洛奇有类似气质的中国导演是贾樟柯，但最近几年贾科长也在寻求变化，比如天注定，比如江湖儿女。。。

其他对社会大多数人的电影关照，基本还是中国传统“看戏”理念下的情节剧方向。。。

管虎之前的《民工之生存》其实有点点肯·洛奇，之后很少有。。。

关于对底层的关照，英国历来比美国影视剧都要暗黑得多，哪怕最近新片《乡下人的悲歌》我还没看，看导演我Ron Howard就知道会拍得很温情，包括最近最终季的我最爱美剧之一Shameless，也是越来越温情，干脆第11季要完结了。。。而它翻拍自同名的英国原版，那个暗黑和狠劲儿，远远超出美剧版。。。

中国估计这几年会有大量关注大众老百姓的影视剧出现，只是看怎么避免过度温情和过于情节剧的陷阱。。。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在金鸡奖时看了《吉祥如意》当时就觉得导演一个非常预设性的两段式拍摄手法，反而让聚焦普通家庭的国产电影产生了一种罕有的情感表达，这种docu-drama和“对docu-drama的docu”两段式开放式的创作，客观上躲开了上述过度温情与过度情节剧的陷阱，很有意思。。。

同样是面对家庭与死亡两个母题，《吉祥如意》给出了一个全新的方程式，其原始性的冲击力不比肯·洛奇这部电影差多少，估计争议性也是类似。。。

行吧，居然肯·洛奇和董成鹏之间，让我感受到了某种连接，也蛮神奇的😂😂😂

上面这些话是因为我看到下面的帖子的感触。。。

《我是布莱克》基本上就讲了一个倔老头子不停地找福利社要补助的故事。虽然节奏缓慢，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段落，似乎不停讨补助的剧情还有些单调乏味，但他却让我落泪了两次，看到最后放声大哭，泪流不止。

世界上有许多人将镜头对准了社会底层人的痛苦和挣扎，国外有玛丽昂歌迪亚的《两天一夜》，国内有《万箭穿心》、《钢的琴》等等，但从我看过的没有哪一部比《我是布莱克》更让我感到悲哀和心痛。

因为比其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冷漠，更为可悲的是生而为人的同情与悲悯在国家机器的条条框框里消磨殆尽。

电影男主角布莱克并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等着领政府救济金的人。根据医嘱，他不得不停止工作。矛盾从一开始就已经摆在台面了，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工作赚钱，但政府又认为他有能力工作不予以救济金，他没了生活来源。这个人就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被各个部门来回推脱，最后在永不停歇的时间面前，以死求得答案。

这样的表述是不是很熟悉？

是谁的错导致了这样的悲剧？我悲哀的意识到， 在这其中，没有人做错了什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健康评估专家从以肢体末端到中心地顺序检查他的健康；预约咨询，必须按照约定时间抵达，过时作废，没有借口；福利社按照流程，先打电话通知，随后寄信；上诉申请，必须先到网上提交一份申请表格。

这些都没有错，流水线和规章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向大多数人提供便利，保护公平。然而他们都太机械而公式化，刻板而冷漠。在这样的流水线和规章制度里，总是消耗了一小部分例外的人的利益，他们小到没有人发现，小到国家机器认为这制度是完美的。

这让我想起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中写道：

“人们对于上级的恐惧远胜于对于原子的恐惧。每个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他们在等待上级的电话，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的为自己做点什么。”

虽然情形略有不同，但是人们都像是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守着自己的方圆土地，从来不抬头张望，也从不用一人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究竟每天都在干些什么。

在我看来，无论在怎样的社会体制，都会存在不完美，就像永动机并不存在一样。一味的去指望国家机器的运转带来一个人人平等，健康富足的社会是不现实的，就像用大数据去预测美国大选，用机器人替代记者写新闻一样。人类区别于机器的特征是富有情感，人们有爱。

在许多科幻小说里，似乎都喜欢拿人类的情感说事。它有时是人类最致命的缺点，人们因为它，混淆了视听，判断失误。但人们也因为有了它，才有所谓的“奇迹”的诞生。

男主角布莱克心中充满了爱，他大喊 “受够了！”尝试帮助那个带有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即便他自己没有钱，他也尽力而为的做书架，为她支付水电费；开导她害羞的孩子；他不去领救济粮食，因为他认为有比他更需要的人。也许不仅是因为他的善良，在这其中他找到了一个生而为人的尊严。就像在最后的高潮戏中，他写下大大的 “我，布莱克！”，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封简历，一堆 paperwork，一张表格，一个有爱的人他要得到他应有的尊重。

丹尼尔·布莱克，朋友们叫他丹，59岁，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人，俗称：英国人。这里有女王、贵族、剑桥，抖森、卷福……优雅的国度，不是么？当然不是。

有贵族，就有被剥削者。英国同样有底层。据说威廉登陆之后八百年，英国上流社会一直由八百个家族把持。矿工水手贩夫走卒想往上流动，单凭个人的奋斗肯定渺茫，英国稳定的社会结构，从未拥有广泛的阶层流动。要进入你熟悉的伦敦上流社会，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像《赛末点》那样的运气也不可或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英国是左翼胜地，出版过《资本论》，兴起过声势浩大的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运动。导演肯·洛奇是一员左派悍将，数十年来坚持将摄影机对准底层的工人阶级，以坚硬的、不低头的姿态伫立英国影坛，提醒世人英国除了《唐顿庄园》和《故园风雨后》，在不事生产的贵族之外，也有不屈的工人、有残酷的阶级固化。

《跳出我天地》里，面对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强权，数以万计的矿工在矿业工人联合会的带领下，加入到抵制矿场自由市场化的罢工中。为了罢工，工人们圣诞节甚至无煤取暖，父亲果断砍了钢琴。然而他为了供孩子继续芭蕾生涯，顶着“叛徒”的恶名屈屈辱下井。这些远在英国的被压迫的脸，像极了我们国度那沉默的多数。

《我是布莱克》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坏人，唯一的大反派，由低效无能的官僚系统担当。布莱克申请失业救济金屡次碰壁、找工作、填表格、学习填写简历等等经历，但始终得不到那份他应得的失业补贴，处境尴尬犹同卡夫卡笔下那位徘徊在“法的门外”而终身未得其门而入的主角。

资本主义伦理，工作被神圣化，是光荣的标志，失业则被视为懒惰、吃救济金的蛀虫。但财富分配不均，令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失业会令有产者一夜之间即可由小康堕入贫困，贫困者堕入饥寒交迫。布莱克因病失业，在福利门外兜转徘徊，饱经劫难、愤怒和绝望，像“法的门前”的人一样，最终倒在了福利制度的门外。官僚系统固然可以害人，杀人者却是资本的伦理。

布莱克是一位木匠，边缘但足以糊口。然而一旦失业，他不得不应对电脑、互联网等新鲜事物，被迫加入到全球化的竞争中。曾经，全球化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美好图景，然而现实是滋生了一个前所未有、跨越国境的巨富阶层，联合起来实现了全球化剥削，而底层人民却被隔离在各自国境之内，默默苦熬。唯一的希望就像布莱尔的黑人邻居“China”，依靠广州认识的工厂小贩在街头贩卖品牌厂货，揩资本主义的油。

戛纳评委选择了《我是布莱克》，英国选择了脱欧，美国人选择了特朗普，不过无论政治向哪个方向，但愿永远有人拥有清醒的头脑。

两种想象情境 如果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度的影像与我们的想象相符，那么我们就得有十足的警惕心提防它的虚假；相反，如果这种文化或这个国度的影像与我们想象中的他者世界有所出入，那么这些描写十分可能就是真切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个极好的例子，分别是金基德的《网》和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 在《网》中，金基德虚构了一个因渔船事故被南韩政府抓获的北朝鲜渔民，他被当作间谍囚禁并经历了一系列事件。电影从始至终所展示的便是作为一个渺小无辜的个体如何在大写的政治环境中被抛卷又生不由己的遭遇。电影的重心是主角关押在南韩的一串经历：如何被审讯，如何被当作实验的对象放置进南韩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以观察他的行为举动，如何在政治符号与游戏编码中被抛来卷去……这一系列的“记录”反映出的正是观众脑海中对一个在极权社会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公民形象的想象，尤其对在相似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观众来说，这些复杂又简单的意识形态符号多少已经司空见怪。我们甚至不必看这部电影，也能猜到这个北朝鲜公民在被卷进资本主义的官僚机器时可能折射出的政治语境。但正是因为这种“司空见怪”，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导演金基德构想这部电影时投注的低廉想象与简单动机，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尴尬的被消费想象，基于我与他者间的简单对立。而这导致了电影本身的虚假与低劣。 而在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中，我们对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美好生活的惯常想象则不断遭到背离。我们如何能想象一个在健全福利制度上生活的英国人会衣食难保（虽然这种现象在中国时有发生）？我们如何能想象一个体面的英国女人会在便利店偷窃东西，而且还是偷一些廉价的日常必需品（卫生巾、褪毛剂、除臭剂）（偷窃虽然在中国也时有发生，但可能不会是这些低价的东西）？以上两点如果我们尚能接受，那么对于下面这点我们又该如何想象：一个英国女人在接济站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一个罐头，并不顾体面地用手掏着吃？如果说上述三点的出乎意料完全建立在观影之前我们固有的简单想象，那么问题在于对英国的所有想象难道不正是建立在各类影像（电影、视频等）、各种光鲜亮丽的景观社会讯息以及作为东方－我之对立的西方－他者吗？所以应该谴责的是不是我们在观看时产生的这类主观印象，正是这些时刻中潜藏着破解我们想象困境的对策，而是从中看出下面这点：正是因为它们违背了我们的简单想象，我们才更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真实的。这样我们才能走出想象的陷阱。 底层人民能说话？ 大部分人都赞赏肯洛奇在《我是布莱克》中延续着他一贯的人道主义关怀，是在真切地为底层人民发声；但也有极少一部人（要理解总有人想当对抗多数的“少数”），认为这部电影是“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自以为是的关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电影里的“底层人民到底能不能说话？”（借用斯皮瓦克的这句学术名言——“属下能说话吗？”） 自然，任何电影都不可能是底层人民的直接发声。作为大众艺术，电影本身就为此限定了门槛。虽然“大众”看起来让电影很“民主”，但“艺术”确保了“贵族”范畴。对于任何导演而言，无论他当初是否来自于底层，当他完成一部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他就已经不再是在以底层人民的身份发声，而是代其发声。因而，如果说在电影中“底层人民能说话”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些话一定不是底层人民说的，而是电影制作者替他们说的。既然这些话是电影制作者替他们说的，这些精英便借此重构了他们的话语权。原本作为一个去话语权的“代话”方式（拍摄），一旦完成便会立即悖谬地再次成为谋取话语权的行为，原因在于真正的底层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缺失。 但电影与真正的学术话语的区别在于，电影是一种虚构。它不是直接地“成为”现实，而是以虚构的方式反映另一维度的真实。而电影的这种“代言”困境之所以显得虚假，原因在于观众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人物在说话。这就为电影中底层人民的发声提供了可能：在电影里，底层人民确实能说话；不同的是他们以虚拟的身份说话。在电影最后，当布莱克在墙上涂鸦的时候，他鼓起勇气上诉的时候，或凯特在他葬礼上读简历的时候，他“就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自以为是的关怀”这类盖棺定论的简单评价，反映出的其实是作为观者的他已经提前同意了人道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全面失效，这既可能出自一个底层人民根深蒂固的仇恨，因为苦难的反复洗礼已经让他可以完全无视中上层社会伸来的任何捐助之首（这些所谓假惺惺的关怀）；这同样也可能出自中上层人民对现实的冷漠态度，毕竟这样的借口有利于他们在不公平的责难中安然脱身。

所执导的作品十四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二次获得金棕榈奖，肯·洛奇毋庸置疑是最受戛纳欢迎的导演。他和迈克·李二人近几十年来几乎认领了戛纳电影节所有的英国“配额”。工人家庭出身、法律专业背景的肯·洛奇自视为德·西卡的信徒，半个世纪来始终如一的以他所认为的德·西卡式的现实主义美学，来讲述工人阶级的欢乐与哀愁、苦难与幸福。以拍摄题材、价值取向而言，肯•洛奇是绝对的硬核左翼，其作品是坚定的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审视、辨析工人处境，为工人发声，反抗强权与不公。让肯•洛奇第二次荣获金棕榈的《我是布莱克》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影片在英国公映后，成为了肯•洛奇有史以来英国票房最高的电影。在这之前肯•洛奇电影的票房成绩一直不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有一度只能靠接拍广告为生。

反常的高票房并非必然等于好作品，要不然伊斯特伍德美国本土拿下3.5亿美金票房的《美国狙击手》也不会被塞斯·罗根讥讽为“纳粹宣传片”。但是反常高票房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影片着实引发了太多观众的情感回响，毕竟这是一部没有明星、没有暴力情色渲染的非特效片。简单点说，《我是布莱克》的杀手锏是煽情，并且是建立在切中英国社会机制要害之基础上的强力煽情，程度亦近乎宣传片级别。

一位导演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一部电影中有着对某些历史事件、某种社会机制的正负评价，这都司空见惯，也无可厚非。像是戈达尔极端激进的《中国姑娘》甚至《东风》这样高度政治化的电影，是以声画错位的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方式解构银幕认同幻觉、讨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空间。贝托鲁奇的《1900》，涉及到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等重大的社会-政治系统的历史进程，但影片的落脚点却是人在这些意识形态-历史过程中的抉择，归宿是人。一部电影，如果最终的落脚点，只是批判或者讴歌了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制度、某个社会机构、某类人，不管这种批判或者讴歌具有多种程度的正确性，这依然是一部宣传片。换一个方式表述，肯·洛奇的立场虽然是非常激烈的左翼批判，但所持的表现方式却是最保守的宣传片美学。

肯•洛奇第一部获得金棕榈的电影《风吹麦浪》已经初露端倪。整部电影就讲了一件事情，大英帝国禽兽一般的统治带给爱尔兰人民的巨大精神创伤，骨肉兄弟相残的悲剧结尾是为最好的明证。

《我是布莱克》的预设立场也是极端明确的。影片着力批判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英国伪善的福利机构，讴歌了英国工人正直、坚毅、果敢、幽默、善良的珍贵品质。批判与讴歌的力度在影片结尾部分达到了最高潮，英国的超高票房正是观众与之共鸣的结果。

肯•洛奇虽然信奉德•西卡，但因为早年剧场出身的缘故，他的剧本远远比德•西卡戏剧化。肯•洛奇对于德•西卡的参考，其实更多的是在于非职业演员的使用，在于强调自然主义的表演方式。

德•西卡式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有些时候不存在以因果链来结构化剧情的状况。行为与行为之间的先后关系，常常只是因为此行为在时间上先于彼行为，而并非此行为导致了彼行为。《风烛泪》中著名的女仆煮咖啡那场戏，一直被影评人拿来作例子。这场戏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场没有任何目的性的戏，煮咖啡只是煮咖啡，没有意义、没有隐喻、没有预示，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在肯•洛奇的电影中，不存在这样的戏，他电影中的每场戏都是精心的戏剧化设计。

《我是布莱克》的剧情链条算得上是环环相扣，整体的戏剧框架不存在任何一场“无用”的废戏，而影片贯彻戏剧性原则最明显的一点是极端刻意设置的对抗主体之间的巨大反差。男主角布莱克的形象与品质，越是正面、越是完美无缺，福利机构的作为越是无情无理、越是负面，观众对于恶与善的感受强度、移情作用便越是大，影片对于观众情绪的煽动也越是成功。而这一切都是肯•洛奇预设的目的。

我们可以再具体审视一下影片的剧情大框架，也即是布莱克所面对的踢皮球式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剧情和人物都是创作者虚构的（编剧Paul Laverty是人权律师出身，早年有着极为丰富的维权斗争经验，这肯定影响到了剧本的走向）。身为主角的布莱克的心脏有严重问题，无法工作，因此需要申请因残疾无法工作的救济。但是福利机构聘用的所谓医保专业人员以近乎荒诞的方式认定布莱克不达标，不具备认领的资格。于是布莱克只能申请复议。但复议需要时间。于是申请失业救济，但领取失业救济的前提是必须找工作。而布莱克即便找到了工作也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工作。面对这个困境他最终放弃了申请失业救济。而就在看到申领残疾救济金曙光之时，布莱克心脏病发，不幸去世。这个踢皮球式的困境的根源来自第一次的残疾认证。

影片开场第一场戏就是这场认证。过程非常荒诞。屏幕为黑屏，画外音对白交替出现，是一个提问-回答的过程。作为医保专业人员的回答，予人高度机械化的机器人感。而直到这场戏结束，医保人员的形象都没有出现。这好像真的类似一种人工智能的存在。这场戏耐人寻味之处是，虽然提问者犹如人工智能，但布莱克明显是被刁难了。医保专业人员离题万千的提问，故意摧毁了布莱克的认证过程。换言之，布莱克并非是被严格设计的程序化、机制化、科层化的福利系统所害，而是福利系统根本就不想给予布莱克这样的患难者任何救助。在肯•洛奇的理解来看，新自由主义霸权之处便是认为布莱克这样的人就是懒汉，“自由竞争”的社会不容许这样的有生存空间。我们在此无意也无需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利弊，关键在于肯•洛奇预设了这样一种戕害存在，于是要让观众最深切地感受到，并且予以高度负面化的批判。剧作于是便呈现为这样一种主动灌输-被动接受的模式，这种模式便是宣传片的模式。

肯•洛奇为了强化这种迫害性，还特别设置了两个配角。布莱克的邻居，黑人小哥，走私鞋子的原因是因为作为工人的酬劳低到已经无法苟活的程度。单身母亲发凯蒂，甚至在恶劣的福利制度的逼迫下，做了妓女（福利制度居然逼良为娼！）。

影片的高潮是布莱克的葬礼，凯蒂读出了布莱克的一封自我证明的信，一封对英国福利制度终极的批判之信。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本来是拍出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罗西里尼，但德•西卡拍出《偷自行车的人》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德•西卡取代罗西里尼，成为了新现实主义的全权代言人。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强烈社会批判倾向的《偷自行车的人》更容易为广大观众接受的美学系统以及因之产生的世界级影响力度，另一方面是罗西里尼创作风格的改变。《罗马，不设防的城市》里类似纳粹军官脸谱式的塑造方式，让罗西里尼耿耿于怀（他当时还没有对影片全权的控制能力），他以后甚至认为自己真正的处女作是《游击队》。

法国著名影评人Amédée Ayfre对罗西里尼战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德意志零年》有着很精彩的评价，这个评价非常有参考价值。Ayfre认为这部电影不存在表演。小孩完全不是在演。“我们无法说他演得好还是差；他超越了这一点。我们也无法说他值得同情还是令人反感；他只是活着，摄影机观察着他。我们也无法判断他杀死父亲后内心是什么感受（遗憾？悔恨？绝望？）。小孩就这么整个地存在着。”Ayfre认为罗西里尼给我们的是一种“整体性的人的态度。”在他看来，实际上，连罗西里尼也不知道小孩为何自杀，小孩并不属于罗西里尼。对此，阿巴斯有着更精妙的表达版本，“我什么也没做，可是如果我不存在，这部电影也将不存在。”

关于现实、新现实主义，罗西里尼反复强调的都是道德问题，“不存在捕捉真相的技术”，他理解的道德，是“要去理解个体，以更多的好奇之心理解个体，不仅仅是个体的表面，更是个体灵魂最微妙的面向！”

对肯•洛奇来说，不存在个体灵魂的复杂暧昧维度，个体与现实早被他以单线条的笔触灌输给观众，一切只待接受即可。

（已刊于“虹膜公众号“邪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