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甫拉托夫

1、多甫拉托夫（Довлатов，2018）一片，台灣翻譯「文字慾」採「文字獄」諧音，該片描述一名菁英的堅持，絕不委屈意志，也不出賣良心。流亡的知識份子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題材，中西古今陷入文字獄中的菁英，不乏民智未開時被視作危言聳聽惑眾者，或在教會、各樣政體（包括民主）與戰爭中不見容的異說，如，被點名批鬥，遠走香港而後抵台的錢賓四先生。

2、多甫拉托夫和她的偽造遊戲（Can You Ever Forgive Me?，2018）中的李伊斯瑞爾，兩名作家交相映照，風骨與氣節高下立見，多甫拉托夫寧為水泥工也不寫違心之論，李伊斯瑞爾樂於偽造文書，這比她嗤之以鼻的媚俗還糟糕。前者有一種自重，文字是第二生命，不輕易褻瀆，文以載道，不容賤賣；於後者而言，文字僅僅是工具、遊戲和賣弄。

3、故事的結構散漫，影像迷濛，與失落茫然的主題渾然一氣。

4、電影中有一段與主題輝映的談話。當多甫拉托夫訪問礦坑中的一名詩人，這名詩人談及他的戀愛，他一度想買些禮物給所愛的女孩，可是轉念反思自己的行為，難道是以金錢去收買愛情嗎？自省這樣的念頭無異於當權者懷柔攏絡的作法。其實，送禮是心意的表達，可是在以前的威權的時代與當今的消費主義時代，禮之理受到了扭曲。古詩十九首中攀條折榮遺所思，只不過是感於別經時，於中國人而言，唯有把這份心意的價格降到最低，其價值才能拔高，所謂禮輕情義重。

“我很早就放弃了‘美’这个理念，艺术是美的，不追求美，没有人会创造艺术，但美不是终点，它是诱饵。”

“没有美，我们无法超越美，但席勒说过，所有发现美的人终将意识到，在美之后，是真。真是什么？你无法用理性来定义它，但你可以感受它。”

——切利比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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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失意者”

提前十分钟赶去看早场公映，排队等待空前漫长。由于票已售罄，身旁有好些焦急又失落的爷爷奶奶。偌大放映厅上下两层座无虚席，当灯光暗下片名显现，全场肃静，像迎接一场期待已久的仪式。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于中国读者或许是全然陌生的名字，对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却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在西方，他是堪与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齐名的俄语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有十篇短篇小说刊载于知名杂志《纽约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土终于在官方意义上正视他的创作，在追忆时冠以“伟大”二字，称其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标杆。

然而所有这些身后的盛赞与功名对于多甫拉托夫本人而言几乎毫无意义，像某种迟到的平反，伤害和死亡皆成定局，更多只是给存活者一些宽慰。作家本人始终视自己为文学的失意者：“生命短暂，人本孤独。只希望这一切已经足够苦闷，让我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1941年，多甫拉托夫生于一个戏剧之家，由于战时疏散而在乌法内务人民委员部公职人员住宅内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三年，1944年回到列宁格勒，定居于鲁宾斯坦街23号。1959年他被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语文系芬兰语专业录取，那时便与约瑟夫·布罗茨基等诗人、艺术家相识，两年半后因为成绩不佳而被开除学籍。他在劳改营警卫处供职三年后重回列宁格勒时，布罗茨基说他就像从克里米亚归来的托尔斯泰，带回大量创作手稿和不可名状的惊愕目光。这次，他考取了列宁格勒大学新闻系，新闻工作也成为了他余生主要的生计来源，尽管他始终说：“我对事实不感兴趣，经常颠三倒四，谎话连篇，做事不精细，人也缺乏活力，简单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工作者。”另一方面，他毕生写作，但不确定自己是否算是作家，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作家的创作涉及到更严肃的问题，他们所写的是人们为了什么而生活以及应该如何生活。而讲述者写的则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样貌。”

“节日将至，一切如旧”

电影截取了多甫拉托夫生命中极小的片段，聚焦于1971年11月7日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前的一周。对作家母亲两次提到节日的话印象很深，一次是说快过节了，却没有什么愉快的氛围；另一次大概是说又要过节了，可生活还是以前的老样子。话语里没有特别的情绪，听了却让人唏嘘。

如今这个纪念日已经被11月4日的民族统一日取代，是大家新年前最后一个可期待的假期。早在作家诞生那年的11月7日，军队在红场阅兵结束后冒着风雪，径直奔赴伟大卫国战争前线。更早的时候，多甫拉托夫所敬重的作家普拉东诺夫笔下索求真理的沃谢夫在三十岁生日那天，由于上班时间沉溺思想走神怠工而被赖以为生的小机械厂解雇，说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苟且偷安没有一点觉悟，说我们的信念都被某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挖走并据为己有。而三十岁的多甫拉托夫正因为拒绝苟且偷安而彷徨、消极、沉溺酒精，陷于困顿无望的境地。

从手法上看，导演所善用的长镜头、浅景深，以及对话与场景音强弱叠加的音响效果极好地表现了那种缓慢、隔阂和疏离。无论置身于聚会或流连于人群，主人公总像在漂浮着，连与人谈话时也常是游移的神态，耳朵在近旁，思想不知在何处。一方面，观众如我屡次在内心呼喊“能不能静止下来好好听人说话”，另一方面，这或许正是作家个人特质的表达，是一种无可奈何居于局外的焦灼心境，像电影开篇的画外音所说：在苏联，如果你的作品无法发表，你就无法进入作家协会，那么你就不存在，根本没有你这个人。这种荒谬对于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信念的绝对笃定与生存的极度困窘，伴随了许多作家漫长或短暂的一生。

“孩子们不愿说俄语，而我不愿说英语”

电影最后用字幕简要呈现了布罗茨基与多甫拉托夫二人之后的生活动向。1976年，多甫拉托夫被苏联记者协会除名，1978年由于当局迫害，离开苏联远赴纽约，并担任《新美国人》周报的主编。这份周报在美国俄侨界变得颇受欢迎，而多甫拉托夫也在80年代中期达到其创作成就的高峰，作品多次在《党派评论》与《纽约客》等杂志发表。那时的美国对他来说是自由写作的唯一出路，但他从一开始就表示，不会涉及关于美国的题材，也不会用英语写作。他认为俄罗斯侨民作家总是极少触及外国主题的，哪怕是纳博科夫笔下的俄罗斯人物也总是更鲜活，而外国人物常倾向于程式化。

1990年8月24日，多甫拉托夫因心脏疾病在纽约去世，葬于当地的犹太墓地。这位毕生以俄语写作的俄罗斯作家，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或许也只差一点。但他的文字回来了，像与他惺惺相惜的好友布罗茨基所坚信的那样，文字超越死亡，得以永生。

1985年，布罗茨基与多甫拉托夫在纽约一家中国餐馆

多甫拉托夫 Довлатов (2018)

法版海报主人公坐在大雪中的车顶，车内是同时代的苏联文人们

在1971年11月头六天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摄影机镜头带我们跟随作家谢尔盖·多甫拉托夫（Sergei Donatovich Dovlatov）游走在苏联文艺分子和他们的生活中。那种感觉，踏雪，堕雾，如梦，闻得到烟酒气，还有不服气。

经历过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文艺解冻” 时代以后，苏联文艺氛围在勃列日涅夫（Leonid Ilich Brezhnev）上台后，突然全面收紧。写讽刺小说的多甫拉托夫，作品一篇都没能发表，因为他没能获批加入苏共领导的作家协会。他妻子提出离婚，带走女儿，与他分居。他屈居工厂厂报记者之职，撰写歌颂工人阶级的官面文章。他感到巨大的屈辱，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消极以对。

在一部由工会主导拍摄的电影片场，奉命前来报道的谢尔盖遇见了，“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Yanovski）、“普希金”（Alexander Sergeyevich Pushkin）、“托尔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ylovich Dostoyevsky）……这些俄语文学巨人纷纷赞颂自己过世后未能得见的社会主义苏联，伟大繁荣，不可思议，朝气蓬勃。自然，大作家统统都是假扮。于是谢尔盖也十分“合群”地在那个场景假扮起卡夫卡（Franz Kafka）来。这是他的讽刺主义，也是他的抵抗主义。

导演小阿列克谢·日耳曼（Aleksei German Jr.）将多甫拉托夫的讽刺文学手法大量化用进电影，幽默表征下产生出持续绵长的反思意味。波兰摄影大师卢卡斯·扎尔（Lukasz Zal）则用跟随长镜头，记录多甫拉托夫这六天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听到的各种交谈，话题，抱怨，劝诫，警告，哀求，种种声音扑面而来。

在地下钻探隧道中向谢尔盖抱怨当局不肯刊登他“提到太多次上帝”诗作的年轻石油工诗人库兹涅佐夫；黑市倒卖牛仔裤被经济警察逮捕最终愤而自杀的言必称超越波拉克（Jackson Pollock）的画家达维德；交头接耳兜售流亡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讲述与美国少先队员禁忌之爱，下流但有趣”的禁书『洛丽塔』（Lolita）以此收集买书者名单反被谢尔盖戏弄的拙劣克格勃密探；手中握有权势阶层良好人脉打算帮助谢尔盖发表小说只需要他不再描写劳改营题材号称热爱文学的前列腺科医生谢苗·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当然还有帮谢尔盖借钱的挚友一刻也不停止写诗念诗声称“侨民是最痛苦的”却在未来赴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

他们构成了谢尔盖1971年生活的周遭，构成了那个重新复辟的严苛审查社会文学艺术群像绘。小阿列克谢的电影没有仅仅局限于批判，他更进一步书写了一种无奈的国族命运困局。如同谢尔盖在作协楼下的地上看到自己的书稿被当作送给小学生练字的废纸那样的感受。也如布罗茨基说“我们的祖国只有一个，不是么？”，可“一旦离开，他们就再也不会让你回来。”谢尔盖那个梦见勃列日涅夫的怪梦，抵抗的自尊心与对承认的渴望，在此神奇统一。

六天过完后的11月7日，就是苏联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谢尔盖母亲口中的节日。他八岁时，便告诉母亲自己一生的志向，“我要成为一个作家”。

无独有偶，这部作品与戛纳上大放异彩的《盛夏》一样都瞄准了前苏联70、80年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毫不掩饰地刻画出前苏联政府压制文化、禁锢思想与自由表达的极权政策，也由此表现出俄罗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的坚决立场态度。相比起用MV手法还原地下摇滚乐手的婚外恋情故事，今年初在柏林竞赛的这部作品显然要贴近传统的人物传记片。导演用极度风格化的手法描述一位不为外国观众所熟悉的作家，在时间跨度仅仅几天里的情节，逼真地还原出逼真当年前苏联政府严格监管下，文学作家的创作空间饱受束缚的普遍压抑感。作家要么为政府写赞歌，否则作品无法发表，要么无法承受生活压力选择自杀，或者铤而走险被逮捕而遭遇意外不测。 透过风格化的构图画面，从头到尾都感觉主人公身处在灰蒙蒙的尘雾之中，背景总浮现出虚幻隐秘的特质，这似乎与影片的批判主题紧密相关。主人公作家漫无目的地游荡，无论在文学沙龙还是在杂志社都显得格格不入，濒临失败的婚姻与贫困边缘的生活给他接连不断的打击，愈发让观众感受到极权政府对知识分子创作与表达自由的钳制。 影片里出现了大量俄罗斯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这对于不熟悉前苏联文学史的观众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往往难以吃透对白里的讽刺表达。情节编排的反高潮设计也令节奏感变差，过于平淡的叙事与沉思状的主人公无法产生太丰富的感染力，自然也令人感到沉闷与无趣，这也是影片较为逊色之处。

多甫拉托夫是个作家。但是他进不了作家协会，也没法发表作品。必须要有报社肯采用他的作品，他才有可能进作家协会。在此之前他只能当一个报社记者，每天写一些荒唐的主流报道。但是他又写不了这些东西，只能靠装疯卖傻度日。报社上司质问他，为什么你总是写一些阴阳怪气的东西呢？

达维德是个画家。他的作品过于先锋不被认可。他没处卖画也没法办展，只能靠走私倒卖违禁品生活。报社要求多甫拉托夫在国庆日之前写一篇歌颂石油工人的“正经”诗歌。多甫拉托夫写好之后给达维德看，达维德说这是什么东西，你怎么能做这么可耻的事情？你要是缺钱我们去偷车都比这个强。

多甫拉托夫在被要求采访工人诗人时认识了库兹涅佐夫。他是个正经的诗人，被树立成工人诗人的典范，但其实根本没人真的欣赏他的诗。他不符合要求的作品也一样无法发表。多甫拉托夫拉他进入了自己混迹的失意艺术家小团体。库兹涅佐夫是个习惯于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解决问题的简单的人。在自己又一首关于战争中死去的被遗忘孩子和上帝的诗被无理由的拒绝发表之后，他当场打断了编辑的鼻子。不得不说和另一个在编辑部割腕的作家相比，这招要高明的多。

布罗茨基，终于说到了布罗茨基。他是这一代作家诗人中的天才，是他们中的精神领袖。一直被当局盯着。他发表作品，可一直被威胁被谈话被流放。但他反复说他不想走。他觉得流亡者可怜。更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国家里语言是唯一幸存之物，而他们这代人可能是俄语文学最后的希望。而他一旦走了就不可能再回来，只能永远流亡在异乡。当然历史早就发生过了，我们知道他最后被剥夺国籍赶出了红苏。他只能走。

这张海报，是故事的最后，多甫拉托夫和他无处容身的穷艺术家朋友们饮酒散场，在凄惨的国庆节之际，挤在一辆车回家。多甫拉托夫没处可坐，自愿坐在车上。朋友们说，他个子虽大，人很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