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特雷姆

感受到玛丽安的残忍和傲慢不是在她戴着项链出现在克里斯汀面前的时候，也不是在她微笑着给别人签售的时候，是在聚会结束后的夜晚，她和克里斯汀、马莉露三人靠在车上抽烟，克里斯汀说马莉露还年轻，可以有很多浪漫想法，可是她和玛丽安不是了，只能这样一辈子。那一刻要强的克里斯汀在观众眼里显得那样可怜，即使她在别人面前永远强硬、嚣张跋扈，但是这一刻她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和玛丽安放在一起，她对她展示自己的脆弱和温柔，她以为两人是同流的船，一起朝海里漂荡。但玛丽安从没这么想过，她有无数的后路，以怜悯以欺骗的目光来看待克里斯汀马莉露这样的人。

最后为什么大家都对玛丽安笑脸相待，反而羁绊最深的克里斯汀和马莉露对她冷眼旁观，是因为无论玛丽安是什么身份，于那些人而言都只是过客，但对克里斯汀和马莉露来说，她们真的共享过一瓶香槟，真的以为彼此之间赤诚以待。

玛丽安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无疑是敬业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她这种做法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她的观察对象有知情权和同意权。用这种隐瞒的方式进行观察和研究，绝对不是真正的调查。

我感觉这部影片还是不错的，我打三星别介意哈我喜欢三这个数字，看吧：本片根据弗洛伦斯·奥贝纳斯撰写的小说《乌斯特雷姆的码头》改编，比诺什饰演一位知名作家，她想要通过亲身体验去撰写一部有关工作状态中不安感的书。她化身成清洁女工，在工作中发现每一元钱对生活都很重要，而这是社会上很多阶级看不见的层面。当她经历过这场考验，她与一些不幸的同伴结下了真正的友谊，温暖而且快乐的关系。

女主在社工这里想要找一份工作，社工根据她的情况推荐她去做清洁工，于是她开始学习并实践，遭遇了第一次的解雇…在她得到了帮助拥有了车之后她再一次来找到社工，我们才知道，她其实是一名作家，她到这里是来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的。后面她参加了一些聚会，成了邮轮清洁工，并真正的获得了友谊…然后她的谎言被戳穿了。

这部电影首先讨论的事情很特别：一半是女主作为作家在讨论的事业浪潮中的清洁工们的困难，她们所承受的辛苦，被压榨的辛劳等等；另一半是关于女主的行为是否可以冲破阶级为她带来真正的友谊，她的行为是否道德，是否会伤害真正关心她的人。

故事的最后那么多朋友参加了新书发布，而她最看重的两个却对她冷面相对。他们曾经一起在船上许诺要一直做朋友，也曾经用心为彼此快乐准备礼物，但如今却落得这样的收场。

我曾为这些在苦难的人们最质朴的情感落泪，特别是一位朋友辞别邮轮清洁中心的时候，大家在车子上准备去工作，和她挥手告别，她在路上笑着跳舞，身影逐渐减小…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触动，即使每个人都很辛苦，被生活折磨，依然会为一个朋友脱离苦海而开心，衷心祝福而不是因嫉妒面目全非，这是多么善良的事呢。

也因此到故事的结局，一切因为女主的身份打乱的时候才意识到，所有的情感或者善良的前提可能是因为大家真正的都身处沼泽，即使变换了工作，但仍在洪流中。而女主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过客，不为钱奔波也无需再吃这份苦，那一刻友情也很难抵抗的就是阶级差距带来的落差。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不光是他关注的东西和很多其他的电影有所不同，也在于这个故事中的情感很真实能让人感到温暖。结局的反差也增添了这个故事的讨论度和可看性。一切戛然而止，可生活还在继续。看惯了那些不同阶层人的大团圆结局，或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总说真心换真心，但一切的前提也许是平等。

作家伪装成清洁工人去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从而写出更加真实和动人的底层人故事。作家这种选择说真的其实无可厚非，且更应该佩服作家的勇气和专业程度。这样真实的作品一旦得到更多社会群体的关注，对于清洁工们而言绝对是有益，所以最早发现真相的那个人并没有拆穿，反而帮助她，其他大部分工友最后也依然把她当成朋友。

克莉丝汀知道那个曾经和自己一起打扫卫生的普通女人摇身一变就成了高大上的上层阶级，她无法释怀，更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一样，于是最后她也想羞辱一次作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表现出了克莉丝汀的无知和狭隘，但可悲的是这就是普遍的人性，人性就存在着一种对不平等的仇恨。但导致不平等的不是作家，而和整个社会体制以及个人的综合结果。所以克莉丝汀的不满对象其实指向错了。

这让我想起来了历史上戊戌七君子在菜市口殉难时遭到了周围的百姓在向他们扔鸡蛋的场景。七君子所做的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百姓都得到更好的生活吗？可以他们无法被底下的他们理解，反而被误解了。

阶层的隔阂如何破？至少肯定不是通过两个阶层之间的孤立和仇恨。

一个良知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体验之旅。不喜欢用底层社会这个词，都是平凡人普通人一般人，都是在承压生活之下的劳碌奔波用力活着。法国社会或者西方社会，不像移民、留学、卖房中介小视频里那样美好，普通人的生活在哪里都是不容易的，一样要计算着时薪才能安排接下来的生活，一样要三班连轴到没有公交车还不能迟到早退，一样要被老板骂着蠢货还要继续手头的工作，一样忙碌得只能散养孩子更遑论抚慰自己的精神世界。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保有善良、真诚和热忱对待朋友的美好心灵。上一次看现实题材的法国电影是《全职》，两部影片都是从女性体力劳动者的角度去展现经济不景气大环境下就业困难和失业危机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不煽情，不回避，不美化，用真实的力量让观者感受现实的残酷和人的无力与无奈。法国电影人透过镜头表现普通人喜怒哀乐的现实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哪种方案更好呢？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那么对于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以前和一位长辈一起吃饭，他说他不喜欢吃南瓜。60年代的时候，天天吃南瓜，现在一口都不吃。

还说了这么一句，你们这些年轻人，感受不到饥饿的感觉。

就算你们一天、两天不吃饭，你知道自己第三天会吃到饭，不会饿死。

真正饥饿的恐惧，你饿了一两天，第三天的饭还没有着落。

作家体验穷人生活，也是一样的。

穷人的生活过不下去，作家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真正的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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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底层的生活就是干打扫卫生这种工作。

中国现在的底层，一家人的重任，想工作，但找不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