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中国

2012年元月2日，我去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的张宏森家辞行。张局长说：“我支持你去拍个片子吧。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村里住上一年，一天都不能离开”。

当时我毫不犹豫就接了，现在回想起来可真是无知者无畏。

但我想既然选择了去干上一个事情，就要全力以赴地干，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有农民身上的那股倔强劲儿。

既然决定干，那就得先组建团队。由于经费等诸多问题，找专业导演、专业摄影师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我组建了一个平均年龄21岁的摄制团队，年龄最小的摄影师北川才15岁，唯一的女孩子陈青20岁。

这是一个零经验的团队。我们只能靠两个字：坚持。我跟队员们说，冯小刚三个月拍一个电影，我们六个人373天（那年闰六月）拍一个电影行不行？我说他一个人的脑袋，我们六个人的脑袋可以不可以？

373天拍这一部电影，把它分解开的话四天拍好一分钟就行，一年下来就能够凑够一个半小时，不难吧？

团队组好后，还要选择拍摄地点，我在家乡淄博附近找了一圈,有的村太过安静,有的村太过城镇化,更多的村不乡不城。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叫杓峪地村子,这里的人眼睛都很干净。

开拍之前，我们在杓峪村里碰上两个大学生，一个是杜滨才，还有一个叫杜海龙。

我们先去了杜海龙家。

他爸爸杜深忠正就着从门框外射进来的光影在地上写毛笔字。他说：“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

我一听，便被震住了。

他又说：“我在上面尽情地挥毫泼墨的时候，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无奈，包括我老婆无尽的唠叨，全都荡然无存，我完全沉浸在这个光影的享受当中。”

听到这里，我简直傻眼了：这不是农民，这是个艺术家啊！谁能想到一个老农民的口中能说出这么浪漫的一番话啊！

杜深忠是一个立体的，用一句话无法概括的人。

他读了大量的书，还喜欢书法和写作。40年来他一直想在文学上、创作上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遭遇的全是退稿。他说焦老师，虽然我现在60了，但我20岁时的梦想仍然没有放弃。

此外他也喜欢音乐。起初他想学二胡，结果二胡还没拉好，又说要买琵琶的时候，我眼前一亮，故事终于来了！弹琵琶这是很高层次的一种追求，他并不是像别人那样，我每年收多少果子，我有点吃的就行了。

他不甘于那样的生活。

有一次我和杜深忠一起下地。他说：“焦老师，你把机器关掉，不要录像，也不要录音，我给你说一说心里话。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无奈，没办法。”

我心里一震，对他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怎么不让我录呢？”

他说：“这是主旋律吗？”我说：“怎么不是主旋律？说真话就是最好的主旋律。我就是当年从那片土地上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逃离出来的。你说的正是像我这样的人想说，但是没说出来的话。这些话，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你不是不喜欢土地，而是太喜欢土地了，是爱之深，恨之切”。

他对土地的感情非常复杂，有一种很深的痛感。

除此之外，杜深忠还常常表现出独特的智慧：人家把村里几百年的大树运到城里面搞绿化，搞形象工程，他总结为“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獾吃了他家里的玉米，他老婆说赶快把獾灭掉算了，他说不行，“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

他教育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你不要认为我一辈子一事无成，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

真的太震撼了！这不是我们能导出来的东西。

我们的拍摄持续了一年，我也在这个村里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年农民，和孩子们过了一年农家生活。当然，也可以说是在这块土地上打了一年滚儿。

片子出来后，我们拿到了公映许可证，在我家乡淄博和济南进行了小规模的放映，收获了不少好评，后来也陆续拿了一些国内外的奖项。

这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欣慰的。不同于普通的乡村题材影片中浓烈的乡愁，我想表达的乡愁是淡淡的温和的。所以尽管乡村的问题很多，我还是要求拍摄、剪辑的时候，不能太沉重。

原来我觉得我已经很了解农村和农民了，但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当我真正走进农村，跟他们一块吃住，一块生活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乡村和农民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影院去欣赏这部电影，能够真正地认识乡村，理解乡村。

文/焦波

2017年11月24日

摄制组从2012年2月4日到2013年2月10日在杓峪村拍摄，历时373天，记录了杓峪村一年的生活。

这些记录，都浓缩在了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这部纪录片获得第十五届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第二十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纪录片”等十多项大奖。

杓峪村位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地处沂蒙山区。当年拍摄时，全村167户，484口人。耕地面积470亩，山林面积2270亩，经济作物以苹果为主。

《乡村里的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节点，以村民杜深忠、村支书张自恩、大学生杜滨才等人为主线，记录了杓峪村的一年。

记录了这一年当中，人们的红白喜事，喜怒哀乐。

“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

杜深忠是村里比较“另类”的人，虽然也从事农耕，但是一直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

他闲暇时在家里的地上写毛笔字，平常看新闻联播。村里要欢迎驻村干部来时，村支书张自恩还来找他写欢迎词。

杜深忠还常常在家里拉二胡，但是他心心念念想拥有一把琵琶，而一把琵琶的价钱对于家里来说是不舍得出的一笔钱。后来他熬不过心里的执念，还是去琴行买了一把琵琶。原价八百四十，店主肯给到六百九十时，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回到家里后，他不敢告诉妻子实价，说是花了四百九十买的。后来妻子还是知道了实情，两人有一些“争执”。妻子认为家里各方面都要开销，哪能顾得上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杜深忠觉得人除了需要吃饭，精神也需要填补。

妻子虽然表面上看不支持、不理解丈夫的行为，实际上她本人也会唱歌，只是出于操持家庭开支的压力而不得不舍弃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投入。

其实，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估计都有杜深忠这样的才人。他和妻子的矛盾，不就是农民在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之间的矛盾吗？

有一天，杜深忠的女儿带男朋友回家见家长。杜深忠对于女儿谈恋爱的态度很开明，说只要两个人是相互喜欢，他就同意。

连他的女儿都说他，对别人都还不了解，你就这么快同意了。

在女儿结婚时，他对她说：“这些年你给我帮了不少忙。”女儿让他把钱留着，他坚持要放去女儿的包里。

辛辛苦苦一年，苹果丰收时，杜深忠吃住都在苹果园，守着苹果。

结果苹果滞销，没什么人来采购，最后不得不以非常不理想的价格出售，两块三毛五一斤。七八千斤苹果只卖了一万五六千块钱，而单是成本他都花了七千块。

这件事让杜深忠很苦闷，这些年他们家在苹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杜深忠都忍不住向别人吐苦水：“我觉得熬这个时间我都觉得熬得很心疼。”

同时他也明白，出去打工的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无奈是咱对这个世界太无奈，一出去以后茫然无知，啥也不懂。实际上你真去打工以后，你卖力气也就罢了，你得卖性命！”

在纪录片中，年轻的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儿子指着墓坑好奇地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这个事情之后，杜深忠感叹：“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个要命的事。实际上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逼着出去的。出去是一把辛酸泪。”

他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早年他为凑孩子学费出去打工，一连五年他都在农闲时去莱州，帮玉米贩子收割玉米，每天每亩地不过挣几十元；收完玉米就又去工地搬砖。没日没夜的苦干让他提前衰老了，数载下来，他牙齿掉了13颗。

纪录片还记录了杜深忠教育儿子的一幕。

他对儿子说：“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纪录片的导演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或许杜深忠不是对土地没有一点感情，只是因为把所有收获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土地身上，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从而爱之深、恨之切。

杜深忠看到一些村里的古树被连根拔起，估计是被卖去城里做绿化，他形容这种行为是“剜大腿肉贴脸上”。

和妻子一起在地里收玉米，妻子说玉米都被獾糟蹋了，他说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妻子说，它光祸害人祸害庄稼，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都让它糟蹋了，农民怎么没有保护的。

挺多这对夫妻边干活边对话的场面，富有生活气息又有点逗趣，很能反映农民的想法。

杜深忠，年轻时当过四年炮兵，退伍后在“中庄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干了六七年。平日最爱读书看报，还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向许多报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

他身在农村，心里懂的东西可不局限于农村那片天地。

“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杓峪村的村支书张自恩，整天为村里人的事情东跑西颠。他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基层干部，也会被事情烦得爆粗口，与村民起冲突。

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时，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地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更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他很想把工作做好，无论是村民打架的来回调解，还是去拜访王总希望推进村里的旅游项目。他也很苦闷，曾说过大不了辞职，不当这个村支书饿不死，当了也富不了。

要过年了，镇上发给村干部的钱很少，有个村委说连车油钱都不够。张自恩马上说从自己那出两百给他，其他人也有。但是那个人气得连钱都不拿就走了，实际上张自恩本人也很气，很无奈。

作为村支书，过年要去探望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张自恩也没有落下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

在纪录片里，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张自恩是一位对工作热忱、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的村官。他或许不是工作得很优秀，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广大村官的缩影。

“我一回家就心烦，烦死了”

杜滨才应该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他在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

他对于家的感情很复杂，对于一些状况很不满，对父亲说过一些刺耳的话。

父亲会打电话跟他说，家里的苹果卖掉了，“没钱了跟我说一声”。

会特意留下一箱苹果，装好了给他带去学校。天刚蒙蒙亮，两父子在路旁等着班车。

父母离婚时杜滨才还小，长大后的他已不认得妈妈的模样。

伯母曾多次问他想不想去看妈妈，她知道他妈妈在哪里。杜滨才都是说以后再说吧。

而在他二十三岁这年，时隔十九年后，他还是由伯母带着去见了妈妈。

所有的情绪都化在了眼泪里。

过年了，村里举办春节联欢会。杜滨才在舞台上唱了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声音哽咽。

台下的杜洪法默默地转过身去，又低头擦眼睛。村民们也听得沉默。

对于父亲的不理解，对于家庭的不满，杜滨才终于找到了方法，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一年的时间里，杓峪村的村民们都经历了各自的曲折与委屈。

无论有什么冲突与怨恨，到了过年的时候，依然露出开怀的大笑。

正如导演焦波说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有困难有曲折，但是一直在追求。甚至追求达不到的时候，该欢乐还依然有欢乐。”

“农民吃的苦比我们要多，他们遇到困难比我们多，他们得到相对来说少。所以说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想，把农村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农民那份真正的追求和农民的诉求反映出来。”导演焦波曾接受央视采访时这样说到。

《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12年，距今恰好时隔八年。

现在的农村有些已变了模样，有些依然感受不到外界的变化，但是农村依然有很多故事正在发生。

（文中配图均来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2020年04月06日星期一

一、关于三刷的缘由。

最近在拍草根主播的纪录片，想弥补一下阅片量，后来看了很多类型化纪录片，专题式纪录片，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纠结在想要不要再回看一些老片，就又翻到了豆瓣，想再品一下，学习一下转场的方法，学习一下音乐的剪辑使用，以及所谓的纪录片故事线的把握。

二、关于选择看《乡村里的中国》。

老家山东潍坊，看到老家方言纪录片格外有感，前段时间在IDF2020看了《潘家湾》，在现场QA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提样本与效仿，将《乡村里的中国》与《潘家湾》对比，由于小编之前在湖北黄冈读书，对两部电影的人情与地貌都很熟悉，所以选择再看乡村，又感叹一笔。其次是接近2021年春节，在寒假的空窗期想选择一题材与角度，拍一下山东家乡，拍一下春节，暂时没想到切入点与选题人物。

三、关于故事线。

三组拍摄对象，通过村主任串联起来，一年多的拍摄周期373天，通过节气串联起时间线，其中三组拍摄人物中经历了婚丧嫁娶，家庭矛盾，村民矛盾各种，相对客观的乡村真实表达，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官民关系等，有很强烈的矛盾冲突与化解过程，因此看点很强。

四、关于影像风格。

镜头冷静真实客观，体现在更多的以固定镜头来拍摄，这一点能够做到确实很难，只有在经过实操才能明白，片中有韵味的镜头不占少数，固定恶、设计感强，具有独特艺术感的真实镜头，这个度被摄影师把握的很好。很赞赏也很值得学习。

五、关于真实。

这是纪录片人绕不过去的坎，无法评价是否有扮演的成分，只能自我地认同这是一种客观真实，至于村民在摄影机面前是否存在表演，度不好把握，有时候简简单单从情怀看一部纪录片是一种享受，没有必要去过度阐释分析，以事件为牵引深入的走进村民家庭，能够冷静的拍摄到生活琐事的素材，当属不易。

很出色的影像表达，很接地气，若是我来选题可能很难选择离家很近的题材，目前没有能力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与绝对客观的表达。

偶然在一个电影网站点开这个片子，剧中人物一开口，就吸引住我了，因为他们讲的就是我家乡的话。再仔细看，是淄博，隔壁市，那个村子离我们家100公里，开车两个小时。他们的方言与我们那几乎一致，他们的口头禅与我们也是一样，不知是不是摄像头存在的原因，口音略微有那么一丝差别，纪录片的语调更接近普通话一些。

虽然生在农村，却因读书的原因，从未深入了解过。反倒是这部纪录片，让我回头想想，似乎找到了自己熟悉的一些乡亲的影子。

跟文艺青年杜深忠一样，我们村也有一个不爱农活的文艺青年，但是，他最后凭着自己文艺细胞做根雕艺术离开了我们那不算贫瘠的土地。算是一种幸运吧。这样想想，在农村也不是没有出路。

也许因为身在农村，一切都习以为常。

其实每个村都有那么几个“能人”，或成为八面玲珑的村干部，或做生意发家致富。而其他的普罗大众，有性格泼辣的大婶子，有吃苦能干的大娘，有闷不吭声的大爷大叔，也有软弱的大部分。

其实每个村，也有那几个不幸运但人。有人打了一辈子光棍，有人穷困潦倒。输入这些文字的时候，因为时空的脱离，心里会有一些酸楚，但回到家，面对他们，会喊一声叔或者大爷，熟识如自己家人，仿佛他们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看起来开开心心、乐乐呵呵，与我们并无二致，并无实质差别。

从更高但视角来看，我们的确也没有差别。穷或富，贫困或发达，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们都是在过自己的人生。

如果我回去生存，我应该会如老僧入定一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看不惯但不出声。更希望自己无所谓看惯看不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