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四十

原来小时候在有限频道里断断续续看过的香港电影，竟然是许鞍华的老片子。广州的生活让我可以亲切的听着粤语对白，并且融入。不再是对着略显荒诞的情节傻笑，熟悉的片断现在看来却经不住心底沉沉的闷痛。 “女人四十”——对生活缺乏勇气的平庸丈夫，精打细算的小市民生活，没有长大的孩子，老年痴呆的退伍公公，带着电脑技术侵入的漂亮秘书。生活的一切，仿佛都与她为敌。人到中年的女子，早上一睁开眼，没有任何关于自己的思考，全盘关联的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窘迫。而萧芳芳纯然的演出则把中年女性的困惑、坚强、无奈和坦然地心理波折表达得淋漓尽致。想起《方世玉》里无厘头的她，还真是天壤之别。早年香港影星的演技，在岁月的洗礼中，打磨得自然生动。 比起现在越来越清晰的画面，还是更钟爱90时代香港电影的光影感觉。片中，许鞍华多选择乌云密布的天气，穿插高楼的空景，对比胡嫂家所在的贫民房，被风雨残蚀的水泥砖板以及屋内昏惑的灯光，真实地反映了香港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如同TVB连续剧的律师，医生们拥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复杂的感情生活以及足以歌舞升平的优越薪资。这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不仅仅在当时的香港，即时到现在的香港和内地，乃至若干年后，这部电影仍然可以称之为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写照。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房地产商或者公务员，平凡的生活只是生活。如果片中的胡嫂，内外交困的中年生活。也正如片尾的粤曲中所唱，“休涕泪，莫愁烦，人生如朝露”。 在婆婆死后，无助的她蹲在阴霾下的阳台上哭泣。这是整部电影中胡嫂唯一哭泣的一次。至此之后，即便是被公公的痴狂的行为逼到抓狂，或者因为工作上地位被取代的挫败，她总是可以坚强的去面对。生活中的痛苦只是在发生，能做到的仅仅是面对并承认它。而40岁的女子所拥有的隐忍则是在生活的不断历练中渐渐沉淀下来的。片中的胡嫂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可她身上透露的美却不是柏金包、名车、豪宅可以赋予的。与物质无关，残忍现实给与一个人的界定，是真正反映出人性本质的东西。 与把狗看得比人还重要的小叔子一家以及看到父亲吞肥皂而落荒而逃的小姑不同，尽力照顾痴呆的公公，像哄小孩一样容忍他。换到现在，我们自己，乃至父辈，即使对待自己的父母都很难做到。陪着公公参加老人中心的联欢活动；即便是后来无奈把公公连哄带骗地送入敬老院，没有开口心中的不忍也在车上捶打窝囊的丈夫；最后面对公公孩子般依赖的哀求，还是把公公接回了家中。 老人，越来越多的老人。这个社会的结构已经越来越不正常了。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贡献，奉献毕生心力的人们，只能默默接受被家人、被社会遗弃的终老方式。像老人中心新来的老伯，受到众人的关爱而当众落泪，倾诉委屈多时的原因，“已经好久没有人跟我说话了，自从退休以后，我只能对着四面墙……”或者还是想公公那样患了老年痴呆症更幸福一点，至少不再记得新近的苦痛。而他的疯狂或者也正是因为对子女冷落的最终崩溃。 还是很喜欢片中公公的形象，固执却很可爱。从老人院回家的路上，兴奋地以为棉絮是飘落的雪花。天真地在其中奔跑，胡嫂的笑脸徜徉在绿荫飘絮之中。summer snow指的也是这个场景吧，在整体阴郁的影片中，这是轻松温暖的画面，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残忍现实背后人性最后的美好。 这是一部充满了痛的电影。借用四十岁女人的视角，看人生的痛。朝露生活，公公死前的话里却一语道破，“你知道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有趣的。” 我们仅仅是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坚持，并继续着。

《女人四十》一开场就讲了个笑话。 孙太在路边买鱼，老板说：“这条我算你五块钱一两，刚好两斤一百六十块，大家邻居，给你打个折一百五吧。” 孙太：“你算错了，应该是五十块。” 老板：“那是死鱼的价啊。” 孙太：“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在这里站这么久，为了等它死啊。” 老板：“现在还没死呢！” 孙太马上趁他不备，一掌拍死了这条鱼。 看到这里，我真是大为这位四十岁的孙太的生活智慧所倾倒。她反应奇快，说话又像连珠炮一样，自带电影快进两倍速，搭配萧芳芳风韵犹存的脸，好一个干练都市女性。 但是这英明神武的一面维持不了两分钟。 孙太人到中年，却还是住在廉价平民房，丈夫秃顶平庸，儿子玩世不恭，她在一家代理国产厕纸的公司做业务科主任，会用电脑的漂亮女秘书杀出来勾走老板的魂，一向不对盘的男子主义公公还突然得了老年痴呆，好大一块烫手山芋。 电影诚实地描述了这一场女人四十的危机，从公公生病开始，深埋在她生活中的其他隐患，好像也在此刻随之引爆。 甚至于她的公公，也仿佛是一面镜子，照映出她对未来的恐惧。 这个看起来身体强健的老人，曾经是抗日空军队长，生育了三个儿女，多么风光一世的大家长，临到老来还不是像孩子一样，吃饭都不能自理，痴痴傻傻，孙太就像哄儿子一样哄他。公公只记得自己曾经是个空军队长，这逝去的荣光，就好像小朋友幻想自己未来会做一名空军队长。 原来人到老来，反而又变成了孩子，一无所有，依仗子女的施舍而活。 多么可悲而无助啊。 而对于孙太来说，最可怕的，或者不仅仅只是公公和生活所施加于她的重负，而是她凝视对方的目光，不再只是同情，同样也满怀恐惧与不安的心有戚戚。 表面上看，这部以“女人四十”为题的电影，谈论的是女性的困境，是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的孙太，要同时照顾三个男人，还有年轻女人来挑战她职场上的权威。 她的人生看起来又是那么绝望，从廉价平民房看出去的天空总是乌云密闭，高处的繁华永远与她无关。甚至在片尾，曾经说“上班是我最大乐趣”的孙太也选择辞去工作，只为了和家人多一点时间相处。没有人生来就是为了操持这一切，这显然不是当今社会鼓励的选择，家庭简直像是孙太的枷锁。 之前我读一本小说《年轻的心在哭泣》，作者理查德·耶茨写过《革命之路》，这一本则更加事无巨细，讲的不再只是婚姻的不幸，而是漫长人生的不幸——两个文艺青年，踌躇满志的年轻诗人迈克尔和他的妻子露西，一个温柔的富家女，他们相爱、结婚、离婚、各自度过余下的几十年生活。 迈克尔再次结婚又离婚，在爱情中始终像个小孩子一样幼稚。 而露西却在深渊中走得更远。她一次次地被天赋异禀的艺术家吸引又被他们伤害，她尝试过演戏、绘画、写作，但这一切只能让她看清楚一个让自己浑身发冷的事实。也许她所谓的“艺术”根本就不存在，她尝试的每一种可能性，最终都指向不可能。 这种对比，和许鞍华在《男人四十》《女人四十》中呈现出男女截然不同的困境如出一辙。 《男人四十》中，张学友要面对的是女学生的大胆示爱，是他想要摆脱恩师的“父权阴影”；他的敌人是他自己。 但孙太却太过不同。 年轻如露西，一生都在与孤独和平庸作战；而对于孙太，倘若岁月是一把钝刀，早已一点点磨去她眼底的光，她却反而变成一个英勇的战士。我无从得知年轻时孙太曾有怎样的梦想，但四十岁的她，从来没有逃离过生活，她勇敢地背负起一切。 生活并不仅仅只是在琐事中寻找浪漫，更是在一条垂直向下的轨迹中，寻找一丝向上的可能。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都要死亡，那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女人四十》讲述的绝不仅仅是女人，它试图触及每个人的生活，甚至可以说，这其实无关女人，无关四十。但四十岁的孙太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口，透过她的生活，让我们看到被放大的衰老，和被缩短的人生。或许也只有同为女性的许鞍华，才可以用这样细腻而平实的镜头，让这部电影，在所有意义之外，几乎成为一个我们共享的秘密。和孙太，和许导演，和所有二十、三十、四十的女人，和所有勇敢生活的人。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在做交换生，在教室外面的休息区哭得泪眼模糊，鬼佬来来往往，很可能大大丢了中国人的脸。 那时候我在心里想，如果早一点看许鞍华的电影，我会不会变成更好的人？ 就好像片尾公公乔宏说，大嫂，你知不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那一刻我下意识屏住呼吸，睁大已经哭得看不清楚屏幕的眼睛，期待他的答案。 我知道我并没有变成更好的人，也知道没有哪一部电影能真的解答这个所有人都试图回答的问题，但《女人四十》却可以让我们无限地靠近生活，甚至于在某一时刻，真的觉得自己就好像这个疯疯傻傻的老人一样，看到了生活的真谛。 那种感觉是如此苦涩，又如此幸福，就好像生活本身一样，是朝露、白鸽、六月飞絮，是稍纵即逝的温情脉脉。 也许人生的意义是在于三八节冲去买打折bra，也或许人生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场漫长的死亡。 但至少，我们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让我们祝孙太节日快乐。

这部电影以四十岁主妇日常平淡的生活琐碎为展开，娓娓道来着一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于此中电影并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很好的在波澜不惊中诠释出女性在人到中年时所要面对压抑的生活境遇，但这种压抑又透过细腻的情感缔结在结局处，又给人以治愈的温情。

许鞍华还是厉害的，能把这样一个严苛的题材拍得堪称游刃有余，市井风味又不是很过——那些夕阳下老街的空镜足可弥补厨房和菜市的烟火气。面对人生的困境，我们所能做的其实就是笑对生活，而生活也总是要继续下去。

笔者再看本片时，仍旧被萧芳芳的幽默风趣的表演所吸引，当然配戏的乔宏、罗家英、罗冠兰几人也是相当出色。许鞍华导演用港片独有优势的喜剧调子，描绘着中年女主角所面临的家庭、工作困境，个别段落极富生活趣味，整体观感可谓笑中有泪，泪中有笑，难怪折服了当年的大部分观众。 本着挑刺的精神，再次思索故事的情节和角色设定后，我觉得片子整体仍旧偏“顺”,固定的转折戏份相当有预设感，编导借助故事传达出来的是相当中国的尽孝式伦理观，不是说不好，只是隐约欠缺一丝丝“现代性”的反思。借助手头一本《1995年香港电影回顾》（香港电影评论学会；1997年3月出版），我查找了当年香港影评界对此片的评论。果不其然，几位影评人对片子贬多于褒，从套路的人物设置和欠缺的心理描绘，甚至到编导意识上的某种“退步”，无不分析地鞭辟入里。 1.

影评人罗卡在《女人四十而惑》一文中谈到:

“影片富于生活趣味而合乎情理，但从艺术上考量仍欠一点点精细与深刻的感动。我们不大看到作为困惑女人的萧芳芳和痴呆老人乔宏在整个过程中的心理上与心灵上的互通互动。这就使得整部戏只是环绕一些人际的、家庭的日常琐事做表象的描绘（无疑是勾画出不少真切的趣味与温馨或伤感的真情），却未曾带领我们穿越诸种表象达致一个启悟的境界。”

“问题出在剧作取向上，编导抓住了老人痴呆病患者及其与家人的关系作为题材，然而剧本的发展却是以萧芳芳这主妇/工作女性作为中心，对乔宏这痴呆老人的心理描写远不如芳芳的深入细致，从而导致观众对乔宏这角色了解不足，止于单向的同情怜悯。” 2. 影评人林离通过《商业与言志之间》批评道：

“许鞍华本片的导演手法胜在平实，亦败在流于平板。例如点题（英文片名《Summer Snow》）的一场绿树飘絮，郊外野餐一场翁媳情谊了然于心，或最后群鸽飞至屋顶的寓意，都嫌过分刻意而失诸生硬。缺乏较含蓄的意象经营及意在言外的笔触，不时令到一些场面险象环生，或起码缺乏了余韵。” 3. 电影文化研究者张伟雄的《新浪潮，九五年——<天国逆子>和<女人四十>的终结意义》一文，更是视野开阔，论证惊人，将许鞍华的作品从“新浪潮”时期的作者论的角度加以考量，指责其在思想意识的保守和“本土性”思考的退步。 张伟雄谈到，香港“新浪潮”电影（时间上大概是79年-86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作者的重现，也不是它把类型片翻新的成就，而是它代表了年轻人自主，及对现代意识的醒觉，并颇全面地检视了一个以香港为本位的体系及其中的政治、民生、社会、两性关系等种种状况，有意图地把现实面相作为借镜，令香港电影首次出现崭新地写实故事肌理。 “新浪潮”是一股改良力量，推动了八十年代中、后旬香港电影，使之达到全盛时期。表面上“新浪潮”电影，是用类型电影去进行城市化、现代化的步伐，然而在殖民地身份的考证方面却做出了一份更草根化、集体化的认同；形势上，“新浪潮”注定要往更高及更深处的“身世”探索和追认下去，可惜的是“新浪潮”众将最终未能冲过这一关，纷纷在阵前倒地。 许鞍华电影对政治意识与历史责任的考虑从不或缺。在本片中，大埔的地理特色，都被强调、尊重地描述出来，但许鞍华只是外借了一个“统一化香港理念”下的怀旧意义，把片中大埔的内在价值观互相抵拼之意义完全忽略（所谓“统一化香港理念”，是指把香港放在中国问题下思考，把香港放在政治、殖民的角力中处理）。许鞍华自“新浪潮”以来的作者特质，就是始于女性阴柔，而后做反复思考，可《女人，四十》特别地显示了导演对自己阴性基础的背叛和对父权社会毫不自觉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