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与《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都被很多人给予了简单粗暴的标签式评价：主旋律电影。这个标签和两部电影本身之间的阴错阳差，倒是可堪玩味一番。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李安用一个主旋律的故事，在讲述中不动声色地对主旋律进行了反叛和瓦解；而冯小刚恰恰相反，本来声称要做一部批判主旋律的作品，由于种种压力以及他的妥协，绕了一圈最后蜕变成一个形同跪舔、与主旋律毫无二致的电影。

《比利林恩》表面上讲的是一个优秀战士不听劝告执意返回战场面对危险，可是这个选择的背后动机并不是爱国和牺牲，而是无可奈何的结果。比利并不是一名惯常意义上的骁勇战士，从头至尾，他的脸上都满是忧郁之色，情绪总仿佛一击即碎，而外界对这群战士的种种反应，都加剧了他的忧郁，于是只能走，不能留。所以，这完全不是一部为爱国热情打鸡血的电影，不然它就不会表现士兵进入伊拉克平民家庭后，当地人眼中的惊惶恐惧。

应该指出的是，在美国，爱国牺牲的“主旋律”并不意味着一定“政治正确”，尤其是在文艺界，两者反倒常常是相冲突相对立的。好莱坞明星们早已习惯了批评政府和总统，过往无数的战争片都是以“反战”为主题。可是，《比利林恩》也并不反战呀。

这就是李安最牛逼的地方，他既没有肯定战争，也没有反对战争。从头至尾，比利林恩都没有对战争的性质明确表态，这也是李安的态度。他要的不是下判断，不是站队，而是给予战场上的人（不只是抽象的士兵）足够的理解。

这部片子在美国为什么评价那么低，我猜，是因为同时得罪了两大阵营，爱国的那一方觉得不够爱国，反战的那一方又嫌弃没有反战。不站队的结果，就是被两边都踢出局。

可李安从来都是这样的呀，他永远都不急着下简单的判断，而是把一件事情里面所有复杂的关系，一个人所面对的全部的处境，他所产生的那些细微情绪，都摊开来，让你自己体会。为此，他不惜担起危险，冒犯那些头脑简单的观众。王佳芝为了感情放走汉奸，就是背叛国家和组织！少年派为了生存制造杀戮，就是背叛信仰！再到比利林恩，他姐姐骂他，为了面子不分是非黑白！可是看完电影的观众，只要细细理解，就不会这么简单地批判他。

李安似乎总喜欢玩味“故事”的意义，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色戒》里的王佳芝最开始身处学生剧团，扮成麦太太暗杀特务这样肃杀的行动，也有点像是学生们一时爱国激情上头演出的一场戏，没想到她最后彻底入了戏。《少年派》的结尾，成年派用第二个故事版本彻底推翻了前一次讲述，让人猛然从一个信望爱的天国落进惨烈的现实。到这部《比利林恩》，李安又重点表现了士兵们对以自己为主角的电影的雀跃与幻灭，然后让比利说出了一句关键台词：这不是故事，而是我们真实的生活。

一而再地使用这类手法，李安大概是想告诉我们：故事不能取代生活，我讲的故事本身不是重点，我只是想让你们对现实中的人多一些理解。进入故事，然后跳出故事，故事与现实之间是联通的。《比利林恩》所采用的新技术，也无非是想让这种界限更模糊，让观众进与出都更加自然。

相比较而言，冯小刚在《我不是潘金莲》里，却处处提醒观众：我讲的只是故事，不是生活，两者之间是隔绝的，观众进不去，角色出不来。

开头用旁白讲潘金莲，已经是说书的意思了。圆形和方形画幅，也成功把观众和片中人物隔绝开，造成旁观的效果。还有片中的语言，竟然是带江西口音的普通话——既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也不是纯正的方言，这种语言设置只会让角色显得无比突兀，和现实生活完全撕裂，好像这些角色都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公开作报告，这种讲述口气，还能剩下几分真实呢？

至于情节，就更加远离现实了。李雪莲的那些诉求，不管是为假离婚翻案，还是洗清潘金莲的污名，都毫无法理依据。为这么屁大点事，竟然就能层层上告直到惊动党中央，各级官员竟然还为此而殚精竭虑伤透脑筋，认真践行“群众无小事”的中央精神……你当那些被关押被劳教的上访案例都是瞎编的吗！你当观众全都是只看新闻联播的不明真相群众吗！

我们当然都明白你国对电影内容的严厉管制，作为一部公映片而非地下作品，对于国内官场的黑暗与人治的残酷，十分里面能够表达出一分就不错了。这一分是什么呢？就仅仅是推卸责任互踢皮球罢了。我的妈，这种级别的所谓“讽刺”“揭露”，真是连春晚小品的水平都不如，赵本山的《牛大叔提干》和《送礼》至少还明确表现了贿赂走后门现象，虽然最后总要加一个光明的尾巴，前面的细节至少都是生动可信的。可《我不是潘金莲》里的细节，恐怕80%都经不起推敲，为了通过一个所谓的敏感题材，生生把整个故事都扭曲变形了；为了轻微地讽刺一句，硬要重重地跪舔十句！

别跟我说这种题材能上映就是胜利，就这种歪曲现实误导观众的效果，还不如干脆不上映拉倒呢。也别跟我说这部片本来就是走荒诞路线所以脱离现实也是自然的，可是你看看那些台词和表演的风格，明明全都是奔着沉稳扎实的现实主义路子去的，哪里荒诞了？能不能别这么分裂？

笑着、疯着说不着边际的话，这可能是讲笑话，可能是讽刺；严肃、煞有介事地说不着边际的话，这分明就是撒谎。

看完《比利林恩》，我们得以理解比利这个男孩，进而反思自己对于战争的态度，哦，原来这件事情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那么复杂啊，不是我们喊句口号站个队就能概括的。可是看完《我不是潘金莲》呢，我们还是完全理解不了李雪莲这个女人，她闹了这么十几年究竟是为了啥？结尾那个从天而降的关于孩子的“包袱”，作为解释真是太无力了。至于中国官场，我看到的并不是“现形记”，而是层层包裹后的愈发暧昧不明。

最后我想说，虽然无法从电影里认识中国，借由这部电影在戏外所引发的种种事件，比如从小说到电影的层层审查修改，比如冯小刚与王健林王思聪之间的骂战，倒是比电影内容更能触及现实——官与民，资本与话语权，都涉及到了。这，才是中国当下真正的主旋律。

而无数人用“主旋律”这么一个美国根本不存在的词去评价一部美国电影，所反映的也与美国本身没半毛钱关系。在美国，爱国不一定是主旋律，反战也不一定是主旋律，没有哪一方能绝对压倒哪一方。美国选出一个总统，都能出来无数游行抗议，这，才是人家的“主旋律”。

（文/杨时旸）
    原本，《我不是潘金莲》属于北方的粗粝和尘土，一个哀怨又执拗的农妇，穿越一道道人墙，耗尽时光奔赴她心中认定的真理。在电影的呈现中，冯小刚做了一次大胆的挪移。他把平铺直叙的北方变成了幽深婉转的江南。看起来，这种转化更多的是出于视觉上的考量，但最终，这个故事的内逻辑和发生的外部环境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隐喻又印证着彼此。
    潮湿的空气、拱桥与奇石，成为了电影中那些人物心理景观的外显，微妙的官僚系统，就如同那些幽秘的曲径，被长久的时间塑造成复杂的结构。那个孤独、执着、单纯甚至有些愚蠢的女人，被置于其间，形成了一幅残忍山水画。远观柔媚安逸，近看冰冷绝望。
    《我不是潘金莲》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式故事”——它只会发生在中国，就如同冯小刚所说，“既不可能出现在美国，又不可能发生在朝鲜”——这种故事的背景必须处于某种剧烈又独特的转型期，有些东西已经松弛自由，而有些东西仍然冥顽不化，这二者之间的拉扯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力道，进而塑造出了独特的人格、内心、语言、关系以及那些令人不可思议却又无比真切的故事。通常，这一切最终被归纳为荒诞。这类中国式故事梦幻又写实，迂回、曲折却也粗蛮，一秒钟之前令人啼笑皆非，一秒钟之后让人万念俱灰。任何经验与总结，在它面前都迅速失效。
     客观地讲，刘震云的这部长篇小说并不太适合用影像的方式加以呈现。它有着漫长的序言和短暂的正文，显然，这是一个作家的文学野心，他用一种不激烈、不批判、不俯视甚至不悲悯的态度呈现了一桩悲剧，语调悠缓、松弛，掺杂着戏谑，它达成了刘震云心中的一种理想状态——“这一地悲剧掰开揉碎了都是一地喜剧”他曾这样说，这句话反过来依然成立，他在《我不是潘金莲》的原作中还原了悲喜交加的生活本相。冯小刚的影像化改编，必须付出裁剪掉大量起承转合作为代价，那些幽暗的心理动机都被粗暴地省略，只剩下最终的决定和结果。所以，冯小刚加入了画外音，想由此部分找补回话本式的舒缓节奏，这是他的又一桩用心的心思。
    “上访”是中国式的“在路上”题材。誓不回头地奔赴一个可能空幻的终点，一路上历尽磨难，看透人心，也拷问自我。这或许是这个电影类型最旁逸斜出的分支，却也是读懂中国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无论从外部呈现形式还是内容题材上看，《我不是潘金莲》都是一部和这个电影盛世格格不入的作品，可以看做是冯小刚多年来与票房、资本、广告植入以及观众趣味迎合纠结之后的一次不吐不快。如果说，之前的冯小刚是服务型导演，这一次的冯小刚则更偏重于表达。某种程度上说，这更像是对他做导演之初那些被幽禁或者被忽略的作品的一次呼应。在之前的那些用来仅供消费的“行活儿”里，他谨小慎微、妥协又逢迎，但在这部作品中，有时尖锐得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他的尖锐并非亮出刀尖和利刃，而是笑着掀起对手的某些常年的伪装，向人们轻轻地抖落，那些不便言说的真相，那些幽暗明灭的心思都大白天下。
    当更多的电影人愿意拍摄流光溢彩，冯小刚赌气一般地把自己扔向了另一端的灰霾。这部电影沉重又危险。更重要的是，它呈现的还并非中国地下纪录片中的脏乱差与表面化的残酷景象。这个故事描摹了一种封闭的死循环，建立在浮华又兴旺的经济美景之上，一种被虚伪滋养起的、每个人都参与构建的茁壮生态，但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了这个生态的殉难者，“死”得不明就里。
    为应对这个沉重的题材，冯小刚选择了微妙的呈现方式——圆形构图以及江南风光。大银幕上的那个圆圈其实是对中国主流观众的一种冒犯。这是一个把方画幅尽量扩大的巨幕时代，一个不是3D都不好意思投进院线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小刚的反叛立场被普遍地理解为故弄玄虚，乃至于在拍摄之初，他就需要不停地向各方合作者进行解释，最终以激烈争吵和坚持己见告终，但实际上，从结果来看，这种构图模式和他所讲述的故事确实相得益彰——和事件本身的意味相得益彰，和他与刘震云不急不缓又调侃嘲讽的讲述口吻相得益彰。
    圆形构图和江南蜿蜒的树枝、拱桥和奇石，构成了标准的中国画形态，这些宋元古画的构图几乎在明确地向观众不停地提点“这故事只会属于中国”，这是一种外部形式上的强调。更重要的是，这种古画形态让观众达成了一种旁观和审视的视角，它像慢慢展开一幅手卷，人们俯身就投入其中，起身也就抽离事外。它婉约、隐匿、蜿蜒、从不直接了当，这个圆圈可以把残酷的现实小品化、品读化，范冰冰和大头躺在床上，它变成了春宫；当张嘉译出演的新领导和下属站在桥边煞有介事地分析形势时，又变成了反讽。当一切真实被圆形框定之后，真实也就变得暧昧起来。不知道这与冯小刚的爱好是否有关，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对他产生了构图上的灵感激发，你去观看的时候，总会发现诸如艺术家周春芽之类的作品的影子，影影焯焯地反射在其中。
    除了这种精神意趣上的原因，圆形画幅显然还为了聚焦，这种构图粗暴地框定了观看者的视野，这成为了又一重隐喻，每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视野里的东西，在自己看到的事物和逻辑里打转，与他人的经验和视角无法联通共享，人们彼此间由此陷入死结。
    画幅第一次变回方形，是从李雪莲首次进京开始的。车出了隧道，圆圈就随着天光大亮变得有棱有角，江南的阴柔变成了北京的方正，格局和人数就变大变多了。大型的会议，多重的领导，复杂的关系，方画幅的北京显然比圆画幅的江南复杂、坚硬又现实，它适合另一套凌厉又明确的硬逻辑，江南那里互相太极推手，来到这里都变成了硬碰硬，比如，没有身份证的坚决抵挡在城外，有了问题，一连串的人就突然都没了工作。如此而已，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部电影从一降生，尺度就成为了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并非因为它有怎样的从外部发出的抨击，反而是熟稔地从内部加以呈现和开掘，比如，极少有电影用如此郑重地方式重现中国大会的会场、秩序和生态，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中国大银幕上看到这样的情景，鱼贯而入的和尚与道士，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那些在头顶拍掌又双手缓缓向下压的首长，这是冯小刚作为委员多年来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记忆，不知道他在心里深藏的镜头中私下演练过多少次，这一次才得以如此流畅地呈现。在中国，有一些场景是具备视觉垄断性的，大会的会场算是一个。冯小刚的这次操练是戏剧化的重现，但正是这种郑重的排演和虚构的重述才让一切更具备力量。以往，人们看到的这种场面都是固定的视角和机位，显示庄严和整齐划一，表达信念与团结一致，但冯小刚用虚构的故事，切近了这种庄严场面的后台，让人产生了一种窥探最核心私密的复杂感受。更重要的是，他呈现这一且不是为了八卦，而是为了一探究竟，探究更靠近顶端的那一层所思、所想、所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比任何地下电影都来得更加猛烈。除此之外，还有那么多第一次呈现在大银幕上的东西——比如，高高的灰墙之外排着长队要说法的人们，还有时刻想把他们送回故乡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有着焦急、困惑和愤懑的表情，在冬日北京的雾霾中彼此对视，他们到底被什么力量塑造成敌对的双方，从此势不两立？在此之前，人们只能在隐秘的影像中偷窥这一切，而这一次，它终于可以被大张旗鼓地敞视。
    冯小刚更广受欢迎的前作都是那种让人捧腹大笑的东西，虽然也憋着一股讽刺的坏水，但说到底仍然是消费主义的欢笑，通常目的明确，一切到欢乐为止，最好还有个温暖的结局，但《我不是潘金莲》不同，相比于以往的冯小刚，它并不密集的笑点背后都是黑灰色的人性坑洼。
    所以，它点破了很多事，很多不便言明的事，比如官场的两套语言系统，一套用于场面，一套用于操作。两套语言各司其职，通常配合紧密又顺畅。但李雪莲的较真却从这两层心照不宣的系统中穿过，说到底，她的问题，必须要言行和一才能解决，而那些长久沉溺于两套话语体系的人已经把那种虚伪内化了，他们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也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错漏。他们弥补、糊弄、和稀泥的过程当中，说着场面话，做着场面事，尽了全力，但就是无法深入核心。所有人都制造问题，所有人又都被蒙在鼓里，最终所有人本身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成为彼此的麻烦。他们在表象上无谓的打转，与根源离题万里。在此之前，几乎从未有一部院线电影能够如此清晰又锐利地划破这层现实的帷幕。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人间烟火升腾的故事中，却也能够始终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反抗，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旁观。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范冰冰饰演的李雪莲几乎是整部戏唯一的女性，领导是男性，法官是男性，连最后李雪莲寻死时劝诫她的人也是男性。这个为自己要说法的女人，成为了一个被雄性动物环伺又围猎的对象，她是个外来者、闯入者，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所以她成为了戏剧化的引信，正是这个突然介入的、与众不同的“弱者”让整个“强者”系统陷入了迷惑和慌乱。
某种程度上说，这算是冯小刚和刘震云合作史上的一次回归，对接和回应着《一地鸡毛》之类的中国式故事。很多人走向商业成功之后，都会变得愈发远离最初的起点，其实，在众多导演之中，冯小刚是最早“下海”的一个，当更多的人都秉持着导演的表达欲时，他主动成为了服务商，而当大多数人都向市场跪拜的时候，他又突然转身上岸。这个时代，有人选择腾挪，有人选择闪躲，冯小刚选择穿墙而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比很多同行都可爱。
（本文首发《新京报》书评周刊）

看了《我是潘金莲》的热评和影评，我突然想起了鲁迅的《秋夜》，这篇抒情散文诗有着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开头：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我之所以想起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多年前当我还在上高中时，很多同学都曾笑话过这段开头。他们都觉得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呢，不过是鲁迅说了句废话罢了。但我当时觉得不对，我涨红了脸希望能证明，他们事实上搞错了。但很遗憾，并没有人听我的。

多年以来，我偶尔会重想起这段话。如今我早已认为，这段话其实并没有解读的标准答案，你既可以认为它极有深意，又可以认为它是随笔一挥，还可以认为它就是一句废话。然而无论如何，你不要觉得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因为你猜不到除你以外的其他人长了多少岁，经了多少事，渡了多少劫，翻了多少书，识了多少人，看了多少风景。正如我高中往后交过一个笔友，几年以后有天她告诉我，她在寒蝉凄切的深秋独自来到一座下雨后的树园，天地深沉晦暗，内心寂寥无比，在树园的一角她突然瞥见两棵长的很疏离的树，然后那一瞬间，她突然懂了鲁迅的那句话。

你没法指望每个人的一生都有机会在天气与心情相映衬的时节独自出游，而且还恰好看到两棵寂寞的树。但你至少可以去想象这种可能，并理解和接受它们。而不是觉得，世上绝没有值得你为它多说一句的树。

《我不是潘金莲》也是这样，对崇敬着鲁迅长大，读过几页讽刺文章，甚至受过一点揶揄的我而言，这只不过是一部用基础手法表现了对电影中几乎所有角色无一例外嘲弄的片子罢了。但很多人似乎未能去看懂，或者说看懂了也装作看不懂，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种手法。他们结队而来，占起山头，拉起大旗，党同伐异，招摇过市，互相热烈的用投票赞同彼此的言论，宣扬电影讲的是“法盲的胜利”，“封建时代的平反”，并斥不同意见者为“故弄玄虚”。不过二日，短评和长评区已经被占的满满当当的了。

可《我不是潘金莲》究竟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阴差阳错罢了，而且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才会遇到的那些阴差阳错。《我不是潘金莲》的镜头像画，配乐像打仗又像唱戏，工整优美映在屏幕上的书法“首长”“喝茶”“菩萨”“京”好似一次又一次的嘲弄，正如你看完电影时内心深处发出的一声长叹，对主角又多少有点想说对祥林嫂才说的那声“嘁”。在那之前的两小时零十分钟，电影有“哈哈”，但更多的是“啧啧”，还有“呵呵”。

我曾问朋友对《鸟人》怎么看，朋友说《鸟人》嘲弄了电影里外的所有人，连观众都不例外。我说没错，而且我觉得《我不是潘金莲》也一样。电影根本就没有搞强与弱，正与邪，黑与白，清与浊的二元对立，电影反叛二元对立，把所有人都给笑话了一通，抽空也没忘了揪起观众的耳朵问两句：你怎么看？你怎么做？你怎么办？电影是悲剧的，戏谑的，讽刺的，根本没有大结局，更没有谁终于如何了的句号。电影的末尾，镜头里的世界又回到十几年前去了，何尝不像今日中国和我们每个人陷入的那种无限循环。

《我不是潘金莲》从没讲过女主不是偏执无知甚至病态的，更没说她的诉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更更没谈谁应该战胜谁或谁终于、终将战胜谁。电影讲的是一个怀着她自己那套思维的村妇在一个她所想象不到的复杂与混乱世界里的各种奇遇，这些奇遇的每一个部分都没有联系，没有逻辑，没有必然性，是故所有如对待样板戏般批判它不够这样不够那样的评论都是荒谬的。归根结底，刘震云也好，冯小刚也好，不过凭空架设出来一个大舞台，把角儿们往上面那么一摞，便促使他们如无数个不倒翁般彼此触摸，碰撞，缠斗，谁也不倒，谁也不坏，谁也不死，你以为谁已经下台谢幕了，其实他只不过暂时隐藏起来等下一次登场；你以为这位与那位的结果是某种必然性，其实他们自己也料不到事情竟会像这样发展。然后，正当所有观众都以为这场闹剧会永远进行下去的时候，舞台灯坏了，一片漆黑，谁也看不着谁。等有人再捧起一把烛火，才发现台上的幕帘子已经合上了，电影结束了——这么基础的东西，怎么就看不到，猜不透，理解不能，还要聚众站出来大喊“我们就是不理解”呢？

当这种声音嘈杂到一定程度，就盖过了某些更应该被人在意的声音，久而久之，被盖过声音的人得不到回响，不再发声，慢慢的豆瓣也好，其他论坛平台也好，只剩下一片嘈杂，这大概即所谓，一种币，驱逐了另一种币。

其实到最后，我仍然不想去强调怎样是看懂了，怎样是没看透，怎样是应当的，怎样还是不做更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没人能一出生就逛遍所有的树园，也许还真有后来做出大文章的人，学生时代也嘲笑过鲁迅。但我相信，也请你自己相信，人生是流动的，思想是变化的，未来是无尽可能的，也许你今日笃定的事物，明日最后一缕秋风刮起来，你望着那奇怪而高的天空，它将繁霜洒在你园里的花草上，你突然就找到了你的秋夜。

怕就怕，高中时的同学们长大成人，组成了世界的大多数，他们却仍像以往一样嘲讽着，嬉笑着认为那句开头断然是一句废话，永远都是一句废话。他们不接受，不认可，不理解，聚众喧哗，肆意妄为，如泥石流般横扫所有反对的声音，如此便留下一地狼藉。再没有树园，也没有秋夜，更没有枣树。

是故，喧嚣升腾之时，别忘了去推开你后院的门。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部电影一上映有很多争议，看了一下多是冯小刚导演与王健林、王思聪之间的，与电影本身倒是无关。导演是导演，电影是电影。导演在现实生活中引发的争议，跟电影没有关系。决定看这部电影，是基于对刘震云的信任。我挺喜欢刘震云的小说，他对于民间小人物的书写，很有意思。《我不是潘金莲》，从“民间女子告状”切入，这一场好戏应该很好看。

说实话李雪莲这个人物，如果在现实中让我碰到，我会犯怵。“事情不是这个事情，理也不是这个理。”她反复说出的这句话，是电影的驱动力，结果既荒诞可笑又悲凉深重。这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是李雪莲陷入其中的那个世界，她认定的“理”是基于民间百姓的日常情理，决定着她生活的价值和看问题的视角，她不明白离婚弄假成真，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却为何无人能为她伸张正义，她死活都不明白；另一个，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社会”建构的法理体系与官僚体制，任何人事纠纷都依据法律来进行处理，所以王公道当然会判决李雪丽告她前夫结果为输，这是个“正确的判决”，却导致一连串的后果，从王公道一直到上面的各级官员，也死活都不明白。

电影的张力就在于此：李雪莲的“理”与现代社会的“理”是相冲突的，两者绞在一起，戏剧性就出来了：李雪莲以一己之力，扳倒了一众官员，而后者对她毫无办法。但对李雪莲来说，却毫无成就感，因为她要的就是从“我们是假离婚”到“我不是潘金莲”，这个无人能帮她解决。十几年来，她一遍又一遍地“犯轴”上访，自己整个生命动力都寄托于此，而她因此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电影结束前，那个因为李雪莲被罢免的县长，一脸风尘地坐在她对面，告诉自己现在回老家做点小生意，看到那时我也不免对他有同情之心——他的一生就因为这个女人而改变，想想真是又荒诞又悲凉。

电影让我感觉新鲜的，就是这些官员的形象。从王公道一直往上走，到县长，到市长，到省长，再到中央首长，各个演员拿捏得很是到位。首长那一场戏，从开始说只是来听听，到后面震怒发飙，演员那个分寸感真是好，真是栩栩如生。在这个体系之中，底层官员与中层官员的焦虑与惶恐，都来源于“官位不保”，李雪莲无意之中拿住了这个“命门”，从而把他们搅得寝食难安。电影中官员很多“笑点”，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呈现出来，会有他们的“形势所迫”带来的荒诞感。这个分寸，其实比较难拿捏的，这点冯小刚处理得当。

回到李雪莲这个人物，我认为这是范冰冰到目前的演员生涯中塑造最成功的角色。最直观的感受是：看电影时，我忘记这是范冰冰了，这就是李雪莲。偶像演员常碰到的瓶颈是：观众知道这是偶像本人在演戏，但是对偶像饰演的角色没有任何认同感。李雪莲这个人物是“轴”的，她的迷惘痛苦悲伤，都源于此。范冰冰吃透了这个人物，她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神态、脸部的表情，都是李雪莲这个人物的。当她得知前夫车祸遇难，那个难以置信又悲痛欲绝的神情，范冰冰表演得很有层次感，细腻动人，让人印象深刻。

最后，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构图方式，圆镜头是在李雪莲老家，方镜头是在北京，最后宽镜头是万事皆休之后，我觉得与叙事的内容很贴合。不得不说，每一帧镜头都是一副好画，这在以前的观影经验里真是少见这样考究的。这部电影，可以说是2016年我观影里的前三名。

一根筋的上访女子李雪莲和地方一众官员十年间的缠斗，几番会错意表错情，直弄到天昏地暗一地鸡毛，如同片中舞台上那出《三岔口》。冯式喜剧片里一贯呈现的民间生存策略，小奸小坏小算盘小聪明，彼此都悲都惨都不容易，终局相逢一笑泯恩仇。
然而，片中的庙堂是民间脑补的庙堂，民间则是庙堂臆想的民间，圆凿方枘的世情，仅靠异形画幅的精巧转换，也许还不能轻易让人换一个视点和心境打量这个世界。
视觉呈示上颇见功力，全片画幅变换虽非影史首创，但毕竟在中国电影中独树一帜。表演上众配角的演绎可圈可点。